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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解体深层次原因初探
苏联解体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最重大的历史事件之一，已经并将继续对整个世界进程产生巨大影响。导致苏联解体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列宁以后的苏联各届领导人不能客观、正确地分析国情，对各个历史时期苏联社会所处的发展阶段作出了脱离实际的错误判断，无疑是一个带有全局性和根本性的原因。
一
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预测相反，社会主义革命首先不是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而是在相对落后的俄国取得了胜利。如何在一个落后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是十月革命后列宁全部理论和实践活动的中心内容。苏维埃政权建立之初，列宁就清醒地认识到俄国是多种经济成份并存、小商品经济占优势的国家，因此，实现社会主义要经历一个相当长的“过渡阶段”. 国内战争结束后，列宁正确地总结了“战时共产主义”时期的教训，提出并实施了新经济政策：允许多种经济成份并存，充分发挥私有经济和各种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的积极作用；依靠物质利益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利用商品货币关系、商业和市场来建立城乡之间的经济联。系新经济政策的基本思想和成功经验，至今对社会主义国家仍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但列宁逝世后，苏联各届领导人都违背了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原则，无例外地对社会发展阶段作出了不切实际的错误估计。
斯大林在30年代初便放弃了新经济政策，宣布苏联进入“社会主义总进攻时期”. 1936年，斯大林正式宣布苏联已“基本建成社会主义”，主要依据是：消灭了私有制和剥削阶级；实行按劳分配原则；实现了民族平等；建立了劳动人民政权；完成了工业化。30年代末，斯大林又宣布苏联进入了“从社会主义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的阶段”. 1952年的苏共十九大重申了上述论断并制定了相应的总路线。
赫鲁晓夫时期，苏共领导人高估社会发展阶段的思想发展到极致。赫在1956年苏共二十大上宣布：苏联已建成社会主义，并正在逐步向共产主义过渡。1959年，他进一步提出，苏联已进入“全面开展共产主义建设”阶段，声称共产主义是苏联“最近的明天”. 1961年，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二大上提出，“无产阶级专政国家已转变为全民国家”, “无产阶级政党已转变为全民政党”；苏已形成“各民族新的历史性共同体--苏联人民”。他进而提出了在20年内建成共产主义的纲领：第一个10年(1961～1970年)内，在按人均计算的产品产量方面超过美国；第二个10年(1971～1980年)内，基本建成共产主义。
勃列日涅夫上台后，调 门有所下调，于1967年宣布苏联已建成“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 同时坚持“全民国家”、“全民党”、苏联人民是“各民族新的历史性共同体”等概念，并声明苏共的根本任务是实现苏联社会向共产主义的过渡。
安德罗波夫和契尔年科时期，苏共领导重申苏联“已建成发达社会主义社会”的论断，强调国家正处在发达社会主义这一长期历史阶段的“起点”，提出要通过完善发达社会主义“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
尽管上述各届领导人对社会发展阶段的提法有所不同，调门有升有降，但超越社会发展阶段的思想，即高估社会所达到的发展阶段，提出超越阶段的目标和任务，则是一脉相承的。自30年代末期起“向共产主义过渡”，就成了苏共领导人代代相传的不变任务。
二
超越社会发展阶段的思想，不仅直接导致各领域具体政策与措施的失误，而且在更高更深的层次上产生了影响更为深远的后果，成为苏联解体最重要的历史原因之一。
(一)导致苏共本身逐步蜕化变质。由于高估了每一历史阶段社会的发达程度和建设成就，苏共滋长了日益严重的盲目乐观的自我陶醉情绪，粉饰现状，报喜隐忧，而不能集中精力分析和解决存在的问题和矛盾，致使它们在错误道路上久拖不决，积重难返。党的思想日趋僵化，固步自封，墨守成规，教条主义和形而上学盛行。党的建设不断削弱，战后苏共通过的文件不知凡几，却几乎找不到一份关于加强党建的专项决定。官僚主义、干部特权化和各种腐败现象不断滋生。到80年代中期，苏共已处于理论混乱、组织涣散、暗存派别、军无斗志状态。以戈尔巴乔夫为代表的一批党内“异教徒”得以最终掌握了党和国家领导权；他们否定社会主义的改革主张不仅没有受到应有的抵制，反而在党的文件和纲领中得到确认；党内传统派为挽救苏联而发动的“8·19事件”因得不到广泛支持而变成少数人的政治冒险行动；在一纸禁共令前，拥有1900万成员的大党竟不战自溃，这些严酷的现实表明苏共已蜕化到何种程度!
同时，对所取得成就的评价脱离了实际情况，提出的目标和任务一一落空，增进人民福利的许诺不能兑现，又极大地动摇了广大群众对党的信任，并进而引发了信仰危机。戈尔巴乔夫时期，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民主派”在一系列共和国和地方选举中获胜、相当大一部分群众漠然看待苏共被解散便是佐证。
(二)将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凝固化、理想化。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正是在超越社会发展阶段的理论和实践中逐步形成的。从斯大林时期起，苏联就在错误判断社会发展阶段的前提下急于向更高的阶段过渡，采取了左倾冒进的政策措施，致使苏联模式形成之初就带有脱离国情等诸多弊端。另一方面，各届领导人都过高地估计自己执政时期的社会发展程度，这就必然导致一再出现苏联模式的“正确性”和“合理性”的论断，而且不断将其凝固化，并升格为建设社会主义的“共同道路”和“普遍规律”。在这种恶性循环中，苏联领导看不到本国模式的弊端，一再延误了改革和调整的时机，致使这些弊端的负面影响不断加剧，最终将社会引向全面、深刻的危机之中。
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基本特征及其弊端是：在政治体制上，党政合一，高度集权，国家权力集中于苏共，苏共权力集中于党的中央机构，中央机构的权力则集中于党的领袖。这种体制使决策的民主化和科学化失去了根本保证。戈尔巴乔夫上台后得以推行其错误路线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总书记一长制”为其提供了权力保障。在经济管理体制上，按行政隶属关系对国民经济实行高度集中的统一管理，企业成了国家的附属，丧失了自我发展的活力和动力；指令性计划是领导经济的唯一手段，否定并排斥市场在一定范围内的调节作用；行政方法是主要的管理方法，忽视了物质利益原则，抑制了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在所有制关系上，由于苏联始终将所有制公有化程度看作社会主义成熟程度的基本标志，因而不断人为地加速所有制关系的改造，追求“一大一公”，以便向更高的发展阶段迅速过渡。为此，不顾客观条件，强制实行生产资料的国有化和农业全盘集体化，过早地消灭了非公有制经济成分，限制个人副业的发展，并通过各种途径使集体所有制融入全民所有制体系。这种“纯洁的”单一化的所有制形式超越了生产力发展的水平，造成“小脚穿大鞋”的状况，日益严重地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在经营方式上，为了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苏联始终实行以高投入追求高速度的粗放经营方针，造成社会财富的极大浪费和生产效益的低下。80年代初已陷入停滞状态。苏联在与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竞赛中失败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始终没能创造出高于资本主义的劳动生产率。在经济结构上，苏联不仅将“生产资料优先增长”理论绝对化，而且荒谬地将是否优先发展重工业看作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工业化道路的基本区别，因而无条件地奉行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结果导致经济结构畸形、比例失调，轻工业和农业长期滞后，一个领土面积居世界首位的大国最后竟落到连谷物都不能自给的可悲境地。
应当承认，苏联模式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曾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在以和平与发展为时代主题的条件下，从总体上看，已经日益不适应社会进一步发展的需要了。苏联的悲剧就在于不能根据不断变化的条件完善和改革本国模式，兴利除弊，而是抱残守缺，致使这种模式日趋固定化和僵化，直到最后丧失生命力。
(三)高估多民族联邦制的巩固程度，严重忽视了民族关系中存在的问题和矛盾。苏联在解决民族问题方面取得了不容置疑的成就，但同时也存在着大量严重失误和问题，联盟中央集权制的不断加强，限制了加盟共和国的自主权和各民族的自决权，造成了中央与地方的矛盾；人为地加速各民族的接近和融合进程，忽视了各民族的历史传统和特点；在集中的计划体制下搞一平二调，损害了一些共和国的经济利益；长期奉行实际上的大俄罗斯主义，赋予俄联邦以特殊地位，强制推广俄语，激发了地方民族主义；强行改变民族地区边界以及不合理地设置行政区划，为解体后新独立国家间的领土争端种下祸根；大规模的民族迁徙，引发了土著民族与外来民族的矛盾；把民族矛盾混同于阶级矛盾，用阶级斗争方式处理民族问题，造成了某些少数民族的敌对情绪。但是，作为高估苏联社会发展阶段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苏共领导高估了民族工作中的成就，宣称苏已“彻底和一劳永逸地”解决了民族关系问题，苏已形成了“各民族新的历史性共同体--苏联人民”。在这种完全脱离实际的判断下，所有上述问题和矛盾都从苏联领导人的视野中消失了，更遑论采取行之有效的措施，致使这些问题和矛盾不断积累、激化，各共和国的离心倾向日益趋强。
(四)高估国力，加之囿于对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等问题的传统观点，苏联逐步实行霸权主义的对外政策，在国内外造成严重恶果。苏联从50年代起就推行大国主义政策，随着对发展阶段评价调门的提高，大国主义又进一步发展成为霸权主义。在提出“全面展开共产主义建设”的口号后，苏联开始实施“全球性进攻战略”，同美国开展激烈的军备竞赛，首先是争夺核优势；全面加强对东欧的控制，公开干涉别党别国的内部事务；大肆向第三世界渗透；在“埋葬帝国主义”的口号下，积极推进“世界革命”，扩大苏在国外的军事存在，到处扶植亲苏势力和政权，用武力输出革命，直至公开出兵入侵别国。这些霸权主义行径，严重损害了社会主义国家的国际形象，也使苏付出了极其高昂的代价，积累率居高不下，军费开支有增无减，国民经济日趋军事化、畸形化，严重影响了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根据有关资料，苏每年1/5至1/4的国民收入用于军事目的，仅支持阿富汗战争就耗费了1100亿美元。
三
戈尔巴乔夫执政前期，在社会发展阶段的判断上，基本上继承了前几任领导人的观点。1986年召开的苏共二十七大重申苏联“已进入发达社会主义阶段”，坚持“全民国家”, “全民党”和苏已形成“族际共同体--苏联人民”等主要概念，再次宣布“继续向共产主义迈进是苏共面临的基本任务”。为此，戈提出了“加速战略”，规定15年内使国民收入和工业产值翻一番，使劳动力生产率达到世界最先进水平；而实现目标的主要途径仍然是优先发展重工业、首先是机器制造业。这一不切实际的战略同样未能逃脱必然落空的历史命运。1986至1988年间，国民收入的年均增长率降至战后最低点；经济结构进一步畸形化，重工业在工业中的比重超过了战前的历史最高水平；消费品和食品更加短缺；经济改革则因种种主客观原因而陷于空转。在这种情况下，戈尔巴乔夫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在国情判断上完全陷入了非现实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他全盘否定苏联的历史，称苏联现实的社会主义是“兵营式的”、“异化的”社会主义，是“官僚极权制度”，认为苏联“自1929年以来的经验全部都是错误的”，由此提出要“炸毁”苏联“整个社会大厦”。在这种指导思想下，1988年召开的苏共第十九次代表会议确定了建立“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纲领。自此，戈氏改革已完全不是立足现实的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而成了不折不扣的“挖祖坟”运动，引起各领域新、老矛盾和危机的总爆发，最终导致苏共亡党，苏联解体。
客观地分析国情，科学地判断社会所处的发展阶段，是形成正确的理论，确定切实可行的目标和任务，制定行之有效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根本出发点和依据。超越阶段的错误观念和政策的必然结果是“欲速则不达”，甚至引起历史的大倒退。历史唯物主义认为，每一个社会都按其客观规律依次从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不断发展，人们可以认识到这些前后相连的发展阶段，但在实践中不能超越任何一个必经的阶段。苏联解体的教训从反面证明上述论断是不可移易的真理。
参考文献：黄璜 现为中国国际交流协会特约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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