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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家滩玉镯

发布时间: 2021-03-27 12:45:50

❶ 为什么“聋”字是由“龙”,“耳”构成的有什么来历吗

聋字结构为何由龙和耳组成
“聋”是个形声字,它在现今发现的甲骨文中尚未出现,最早也只是在两汉的一些文献中见到。战国时期著名的哲学家韩非子写的《解老》:“耳不能别清浊之声则谓之聋。”可见聋字的产生不迟于战国,已有悠久的历史。为什么要用龙的音、耳的形,来表示《说文》中的“无闻也”?这个命题似乎有些滑稽,或者说根本和玉龙搭不上边。为什么古人要把有威严、宗教色彩浓烈的龙和耳朵合起来,以此表达听觉失灵的“聋”?是否古代人认为古代玉龙头上的突起物,不是耳朵只是角,所以才重听?
《左传·宣公十四年》:“郑昭,宋聋。”社预注:“昭,明也,聋,暗也。”《说文》又引申为“不明事理”,所以聋也用于政治。商王的昏庸无道,周王举方国反之。周王即位后,恐商龙有耳而不辨清浊之声,不明事理,故将那商代玉龙的耳和角的造型淡化了,给后代留下了龙无耳的猜想。此推测虽属荒诞,但纵观西周后到战国晚期西汉初的玉龙,玉龙头上的耳和角没能分得清。以此佐证龙耳的蜕变和当时造字时的权贵政治色彩,存在一定的政治文化避讳的关联。
玉龙耳从有到无再重新出现
凌家滩玉龙除了两个向上的犄角,还有两支牛耳朵样的东西,在龙角下方。红山文化的玉猪首龙,也有一对大大的耳朵在脑袋两侧竖起。即使到了商代,取自青铜纹样的玉龙蘑菇状耳角的下面,我们还是可以分辨出龙耳的纹饰特征。那么西周到战国晚期西汉初,玉龙的耳朵跑到了哪里去了?玉龙的耳朵又是在何时恢复出现了?我们不妨对历代龙耳的造型特征研究一下,这对我们的收藏一定大有裨益!
对龙形演变的研究可以发现,商前形龙,发展到战国与两汉时期的几形龙,再发展到以后的爬形龙,无论形体怎么变,而龙的角、耳基本特征还是存在的。从龙的角、耳特征分析,基本分为三个时期:新石器时代到商代的龙耳龙角区别分明。以商代青铜器和玉器上的龙为代表。第二阶段是西周到战国,龙角和龙耳的造型趋于混淆。这些我们从大量的玉龙佩中可以加深认识。第三阶段是秦到宋代,宋代是龙纹发展的一个定型期。它继承战国时期的蛇状条形,头部增添了附加物。龙的造型集鳄嘴、鹿角、牛鼻、马耳、蛇身、鱼鳞、鹰爪等于一身的奇特复合体。龙经过漫长而复杂的发展过程,朝代的更迭,人世的沧桑,文明的发展,观念的演变,在封建时代,龙的角和耳朵终于又分开,它似乎成了帝王的威严和睿智兼听的象征。
我国汉字中与龙有关的汉字,有“垄、笼、拢、珑、胧”等。这些字,无一不从龙形中获得造字。比如:胧,是月和龙的组合,表示月明貌。北齐刘昼《新论·兵术》:“是以列宿满天,不及胧月,形不一,光不同也。”很显然刘昼借龙的变幻无穷说明了月的盈缺多变,以此来说兵阵。垄,也是借龙的蜿蜒长躯,用来表现田埂小路弯曲。可见“聋”的造字规则,也不例外,一定也是受当时政治生活的需要,暗喻商王的执政昏庸而造。作为艺术品的玉龙,把时代的政治因素加以表现出来,也是可以接受的。以上论说如果借鉴考古资料的研究,借助各地出土的龙形纹样玉器的考证,为我们探讨龙角与龙耳在两周与战国时期的蜕变,颇有鉴赏的参考价值。
“龙合而成体”帝王称龙比龙
古文献中有关龙的记载“龙合而成体”,综观近十余年来考古发现的大约20多条龙,就其形象而言,似猪首,似牛首,或为蛇体,皆似后世的龙,而又具有原始状的非龙形象。比如长江流域第一龙的湖北黄梅遗址,在红烧土上,用河卵石摆塑的龙图案。龙为蛇形,龙头形为牛,头生一角,爪状两足,造型生动,威武雄健,距今近6000年。它于距今5000年的内蒙红山文化遗址,出土的C形玉龙,有类似的蛇体盘卷状,而不同的是C形龙是猪首,无角无耳,长吻,背上长鬃,无足爪。浙江余杭瑶山和反山良渚文化墓中出土的玉镯,上饰龙首纹。龙首呈正面,咧嘴露齿,两眼上方有一对短角,后方为方形双耳。细察之,眼和牙近似牛,距今约近5000年。安徽含山凌家滩遗址,在l6号墓中出土的环形玉龙。蛇形,首尾相连,头生两角,两耳屏后。这种南北龙耳、龙角的有无差异,可能存在着蛇身共有,而南有牛首、北有猪首的动物部分形象构图特征。在新石器时代,龙角和龙耳尚未形成像商代时期的图案化形式。这种氏族的动物图腾,属于原始动物崇拜范畴。
天津市艺术博物馆藏的河南安阳出土商代晚期黄玉龙纹饰,玉龙头部的角,形似磨菇头,向上竖立,磨菇角内有勾连纹,用以表示耳,与“臣”字眼形成一组装饰图案。这样的磨菇角由早期的竖立逐渐向晚期的倾斜发展,直至逐步贴到后颈之上。这个时期的龙角和龙耳刻画的是非常明确的。但到了西周,1984年陕西省长安县张家坡村157号墓出土的西周玉透雕龙凤人物饰,此器透雕三龙一凤二人,龙角开始发生了变化。龙角虽然保持着商代勾连纹形态,但龙角基本都为脑后倾斜式的单耳形。玉龙的耳和角的造型,出现了结构混淆的趋势。
1957年河南三门峡市上村岭虢国墓地1662号墓出土的玉龙饰,C状龙首宽大,眼额突、大耳向后上方竖立。它与殷虚妇好墓玉龙在器形上,有一定的传承关系,但龙耳和龙角却发生了更为明显的变化。从春秋时期开始,龙头上的磨菇角彻底地消失了,代之而起的是平立带状,或者弯曲呈飘带状似耳非耳、似角非角的装饰纹样。这种淡化了耳与角的趋势,在1974年河北省平山县中山国1号墓出土的战国中期玉透雕三龙环形饰上,继续得以蔓延。玉雕环外雕镂三条姿态相同的龙。龙做回首,龙角内涡纹向外旋,继承了商代玉龙内耳勾连纹的特征,和春秋时期的龙耳风格基本一致。战国时期个别的由勾连纹变化为大云朵状,合龙耳为突角,口部露齿,下颌为斧形。这种在战国前,是绝无此样式的。由此我们可以发现,商至战国期间的龙角和龙耳,不变的是勾连纹表现龙内耳的特征,而角向耳的外型附会。
两汉时期,西汉早期的玉龙,基本与战国玉龙无多大差异。而到了东汉,龙头上开始出现耳朵,同时也有角的造型。这种在前代没有的龙马纹样,正是汉代龙的写照。东汉王充《论衡》说:“世俗画龙,马首蛇尾”。有角的龙由单角,逐步向牛角和鹿角形状发展,而龙耳却多见马耳形状。这种龙形角在汉代的玉璧可见,但数量不多。玉龙与蟠螭相配在汉代是常用纹饰。但到了唐代一件器物上,如有龙纹就没有蟠螭纹。蟠螭有耳有角,自战国晚期到汉大为兴起,《左传·僖公二十四年》:“耳不听五声之和为聋,目不别五色之章为昧。”蟠螭形象的出现,恐怕与权贵追求辨五声、别五色之政德有关。龙头上又出现耳朵同时也有角,怕与秦汉时期大行五行道学,如《后汉书·襄楷传》“引河图天灵,称祖龙为赵王政”即将始皇称为“祖龙”,再看汉高祖是由其母感蛟龙而生等等传说,足可以看出完善龙的人格化,是帝王称龙比龙的政治社会需求。
唐代龙是后代所有龙纹的基础,与前代龙有了明显的区别。角根是从鼻梁处长出,头部出现双角,形如鹿角,双耳屏后。宋代龙头与唐基本相同,但夸大了嘴和眼的表现力度,出现了龙须,龙须为后代龙脑后飘逸的发毛,提供了纹饰对应上的美观处理需求。从明代起清代的正面龙特别多,清代龙头头发满头乱生,致使各种各样的角型,由散发中伸出。有粗有细,有分叉。因龙头的发毛飘逸,而使耳朵的艺术表现,采取了淡化处理。至此龙耳和龙角又真正地回到了龙身。前人造出的聋字,终因年代的久远,与象征帝王的龙,没有那么多的避讳,仅以失聪之意久存于世。
藏家在玉文化探索中乐趣无价
《国语·晋语四》:“聋聩不可使听。”说的是先天失聪为聩,后天失聪为聋。这两个字都与权贵有关,不由使人纳闷非常。但有一点是清楚的,长沙马王堆墓的内棺棺盖上,覆盖的“T”字形旌幡帛画,构图绘有日月升龙等象征天上境界。这和《人物御龙帛画》长沙子弹库出土的战国楚墓的画面,有着相同的“引魂升天“的主题思想。所以,龙在汉前还不是帝王专用的代表象征,在造字时,大有观玉龙难分耳角之辩,疑龙为上天之物,耳必不能听凡间之声,有耳如无耳一般之可能,故也无须避讳聋借龙耳,对帝王贵胄礼仪上隐含僭越的不敬。如汉书说,臣许丞人老病聋,却是廉吏,虽老尚能辅佐。后人常常借代“聋丞”一词为老有作为之人辩说。
玉器鉴定,是一门科学,也是一门文化研究。有许多纹饰的演变,需要我们好好探索发现。文字学往往可以为我们带来一些有用的帮助。对龙纹的研究有多种多样,以“聋”字联想龙耳的演变,仅仅是一种尝试。藏家对一件藏品的欣赏和评价,不能停留在纹饰有多么精美、东西有多么值钱上,而是应该尽自己的努力为玉文化做点什么。尽管有不当之处,但乐趣在探索中是无价的!

❷ 长江中下游地区的早期玉器有哪些

长江中下游地区进入新石器时期的时间,要稍晚于黄河流域,但在玉器方面,其分布范围之广、玉器遗存之多、品种内涵之丰富及艺术境界之高超,均为世人所瞩目。

长江中游新石器时期玉器以四川省巫山大溪文化、湖北省天门石家河文化、安徽省潜山薛家岗文化和含山凌家滩文化玉器为代表。

大溪遗址位于巫山瞿塘峡南岸,大溪文化的范围西达川东、东临汉水、南至湘北、北抵荆州。起始年代大约为公元前4400年至前2700年,延续了1700余年。

大溪遗址发现有玉钺、玉玦、玉环、玉坠及纽形饰等玉制装饰品,共有3类:一是耳饰类,有块形、梯形、方形、圆形等各种耳饰多件;二是臂饰,即玉锡;三是项饰类,有小型的玉琅、玉璧、玉坠等饰物。

石家河文化晚期的瓮棺葬及其众多的玉器,是长江中游新石器时期玉器的一个重要特色。所谓瓮棺葬是以陶制瓮、缸、盆、钵、罐等容器为葬具,将两者相扣构成瓷棺,安葬死者及置放随葬物品。

石家河隶属于湖北天门县境内,有许多新石器时期遗址,尤其肖家屋脊遗址,有属于石家河文化晚期的瓮棺葬16座。在昀大一座瓮棺之中发现随葬玉器56件,计有玉人头像6件、玉虎头像5件、玉盘龙1件、玉坤11件、玉飞鹰1件、玉珍2件、玉管10件、玉坠1件、玉珠5件、圆玉片2件、玉筹2件、玉柄形饰5件,另有碎玉玦5件。

该墓的玉器数竟占16座墓随葬玉器总数的一半以上,并且还囊括了石家河文化玉器的大部分品种。在其他瓮棺之中,同期发现的品种还有玉羊头、玉鹿头、玉牌形饰、玉长方形透雕片饰及玉纺轮、玉锅、玉A等。

石家河文化晚期墓葬的总体特征是以玉为主,或称以玉殓葬。从肖家屋脊109座墓葬观察,属晚期者77座,16座瓮棺葬中除一座墓葬有一只陶杯外,所有随葬之物全部都是玉器,而没有其他任何生活用具。有的墓虽没有玉器,但却放入了几枚残玉或其碎片。

安徽省潜山薛家岗遗址的玉制品多出于薛家岗新石器时期遗址的第三期当中,该期共有墓葬80座,计有玉铲11件、玉环18件、玉根18件、玉管85件、玉琮2件、玉饰33件、无名玉器1件。在这批墓中,随葬品昀少的只有两件器皿。昀多的有46件,其中玉制品达30件。

薛家岗文化距今5000多年,当时佩戴玉器风气盛行,琢玉技术已经成熟,以玉装饰、随葬已成习俗,玉崇拜意识已较突出。薛家岗的一件石铲、石斧及多孔石A非常引人注目,有一件13孔石A长达51.6厘米,宽有12厘米;器形规整,A刃锋利,孔距相等,磨制精细。

另外有的玉A、玉铲还在钻孔周围绘有红色的花果图案,既能实用,又可作礼仪之具,这在新石器时期是不多见的。

安徽省合山凌家滩位于安徽东部,这是长江中下游地区发现新石器时期玉器的一处重要遗址。发现墓葬47座,玉器96件,主要品种有玉珊、玉璧、玉玦、玉环、玉璜、玉管、扣形玉饰、纽彩玉饰、刻纹玉饰、三角形玉片、玉勺、玉鱼、玉龟、玉人、玉斧形器等。该处玉器琢制精美,技术高超。墓葬反映当时用玉习俗盛行,具有较典型的宗教和礼仪特征。

长江下游地区玉器遗存是以河姆渡文化、马家浜文化和良渚文化为主要代表。除此以外还包括相当于马家浜文化时期的南京北阴阳营文化。这几支重要的文化遍布浙江、江苏和上海的大片地区,发现了大量精美的玉器文物,显示出新石器时期末期我国玉文化的盛况。

河姆渡文化遗址位于浙江省余姚县和宁波市之间,遗物十分丰富,共有玉、石、木、骨、陶各种文物6000多件,其中玉石器数以千计,共有玉环、玉玦、玉管、玉珠四大品种。

河姆渡文化距今7000年左右,玉器尚处于早期饰品阶段,具体特征表现为;一是玉、石混用,同样造型的装饰有玉质的,又有石质的;二是做工粗糙,雏形不甚规整;三是品种单调,除装饰用外,尚未出现其他别的玉器。

马家浜文化是环太湖地区范围内与河姆渡文化平行发展的一支新石器时期文化。其年代和河姆渡文化相当,距今7000年之久。其分布范围东自东海之滨,南至太湖流域,西起宁镇山脉,北达江淮之间。

马家浜文化浙江嘉兴马家浜遗址发现玉玦两件,一件乳黄色,一件乳白色,直径分别为3.2厘米和7厘米,在墓穴中都置于头骨旁边,似作耳坠用。另外,在吴江县梅堰镇遗址、苏州市西南郊越王城遗址、吴兴县太湖边的邱城遗址、武进县戚墅堰镇西南的圩墩遗址及该镇西北方位的潘家城遗址等,发现的玉器主要有玉璜、玉玦、玉镯、玉管及玉坠等。所用玉材有白玉、青玉、蛇纹石玉料和玛瑙。

马家浜文化玉器状况与河姆渡文化相仿,属玉器文化的初起时期。但是,这一切都为以后玉器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良渚文化是我国长江下游地区新石器时期晚期的一支重要文化,以环太湖流域为中心,东到舟山群岛,西达宁镇一线,南从宁绍平原,北至苏北地区的良渚文化玉殓葬原始风貌,展现了良渚先民以其卓越超群的勤劳和智慧,创造出震惊世界的玉文化千秋伟业。

良渚遗址是指包括良渚、安溪、长命、北湖4个乡在内的大型史前遗址群,有大小遗址40余处。昀具代表性的还是良渚遗址中的大型祭坛遗址。反山良渚文化祭坛遗址位于杭州余杭县长命乡雉山村,在650平方米的范围内有墓葬11座,这些古墓全部位于一座人工堆筑的“高台土冢”之上。

冢内玉器不但数量大,而且质量高,其中更有具王权意义的器物,在国内无有出其右者,共有玉器1100余件(套)。

若以单件计算,随葬器件总数竟达3200余件,平均每墓有300件之多。这种盛况不但在全国新石器时期墓葬中难得一见,即使在良渚遗址的墓葬群中也属翘楚。

这些玉器的品种为:玉璧5件、玉琮21件、玉钺5组、玉璜4件、玉镯12件、玉带钩3件、冠形饰9件、锥形饰73件、圆牌形饰131件、镶插端饰19件。

此外还有七状器、杖端饰、串控制合管,单品种有竹节形管、束腰彩管、鼓形人珠、小珠、束腰形珠、球形珠、小圆形珠;坠饰有球形管;串縀饰有鸟4件、鱼1件、龟1件、蝉1件。此外还有镶嵌件。

以上所列举的这些玉器皆用软玉琢成,色泽多样,打磨光洁,可谓尽皆上品。

良渚文化早期玉器品种还不算很多,玉面朴素,造型也相对简单。良渚中期以后玉器品种极为丰富,造型纹样复杂多变,神权及王权意识更加突出。如良渚玉斧,扁平梯形,下端为圆形,斧刃部有固定用孔,造型非常完美。边缘皆成平圆形,朴素无华,以玉质之美冲击人们的视觉感官。

良渚玉璧也有乳黄、淡红、褐红、灰白、淡绿、黄褐、黑褐各种颜色。昀大者直径26厘米,孔径3.6厘米,加之大多打磨光亮,使玉之美色尽现。

玉琮在良渚玉器中数量很多,全部用透闪石软玉琢制,造型分迹式短筒形和内圆外方柱体形。外壁或饰以形象背面纹或雕琢象征背面纹。良渚玉器雕琢的精细程度令人赞叹不已,加寺墩遗址一件玉琮,被誉为“史前玉器的代表作品”。该琮高7.2厘米、射径8.5厘米至6.7厘米,孔径6.8厘米至6.7厘米。

单说在其形象面效的周围雕琢了许多极其细密的云纹、雷纹,这些纹样由弧形的、细小的短直线组成,一个0.2厘米的圆竟由七八个小的直线衔接而成,一条0.2厘米至0.3厘米的直线也以数点相联而成刻纹,昀细的仅0.07厘米,堪称鬼斧神工之作。还有一件被誉为“玉琮王”的,高8.8厘米,射径17.1至17.6厘米,孔径4.9厘米。黄白色,有规则紫红色瑕斑。此外,器形呈扁矮的方柱体,内圆外方,上下端为圆面的射,中有对钻圆孔,俯视如玉璧形。

琮体四面中间由约5厘米宽的直槽一分为二,由横槽分为4节。这件玉琮重约6500克,形体宽阔硕大,纹饰独特繁缛,为良渚文化玉琮之首。琮是一种用来祭祀地神的礼器。看良渚文化的玉琮,它的形状内圆外方,中间为圆孔,它可能是原始先民“天圆地方”宇宙观的体现,圆象征着天,方象征着地,琮具有方圆,正是象征天地的贯穿。在当时,每当丰收或祭日时,就举行隆重的祭祀典礼,良渚先民就用它来与天地神灵沟通。因此,玉琮是良渚人所用的宗教法器。

这些玉器创作,反映墓葬的规格相当高,从这批出土玉器的用途和象征意义上,可推知墓主所掌握的神权、军事统帅权、氏族领导权和大量财富的支配权。

良渚文化玉器中昀令人瞩目的是以“两眼一嘴”为特征的所谓“兽面纹”,这也是昀具代表性的纹饰。这种“兽面纹”或繁或简,变化多端,它以其狰狞而怪异的色彩和对后世纹饰,尤其是商周青铜器饕餮纹的巨大影响。

良渚文化玉器上刻有很多生动的鸟纹,如良渚文化反山墓地出土的一件全玉钺,袖身上琢有良渚神徽和神鸟图像。同在此墓的另一件玉琮,琢有16只相同的神鸟图形。作为良渚神徽的神人兽面像,其神人的脚是三爪鸟足之形,神人的冠帽琢有羽毛纹样。从良渚玉冠的结构上来看,良渚人有在冠帽上插饰羽毛的习俗。这一切说明良渚人是崇尚鸟的氏族,鸟正是良渚氏族的图腾。

❸ 结合四川成都三星堆遗址,试述良渚文化和河姆渡文化在中国文明史上的地位

这个一般人回答不上来

❹ 和田玉的特点

韧度对玉器极为重要,韧度大,则不易破碎,而且耐磨,对于玉器的艺术造型和精雕细刻有极大好处。韧是打击硬度,有的硬度很大,如黑金刚石摩氏硬度为10,水晶摩氏硬度为7,但是打击硬度低,一打即碎。而和田玉摩氏硬度虽不及金刚石和水晶高,但是打击硬度很高。据测定,和田玉的抗压强度高达6 542公斤/平方厘米,也就是说,如压碎和田玉,必须在每平方厘米上施加约6.5吨压力;而压碎钢铁,只需要施加4~5吨压力。
韧度是研磨硬度,和田玉属透闪石玉,韧度大是其特色。据世界上宝玉石的韧度资料显示,黑金刚石为10,透闪石玉为9,翡翠、红宝石、蓝宝石为8,水晶、海蓝宝石为7-7.5,橄榄石为6,祖母绿为5.5,黄晶、月光石为5,猫眼石为3,萤石为2。如以透闪石玉韧度为1 000,其他玉石或矿物相对韧度为:翡翠500,蛇纹石(如岫玉)250,石英岩10-20,石英5,刚玉2~3,云母2。可见,透闪石玉的韧度在玉石中是最大的,这是和田玉最重要的特色,是其他玉石不能比拟的。 羊脂玉玉石的颜色,对工艺鉴定十分重要,包括色调、色纯、色浓诸方面。玉石有多种多样的颜色,人们对玉颜色的追求因时代而不同,如中国古代,在“三代”时流行青色,春秋战国开始到以后各代流行白色,清代晚期开始流行翡翠绿色。和田玉由于含铁量很低,基本为前四种颜色,即有白玉、青玉、黄玉、墨玉4大类,并可进一步划分品种,如白玉中有羊脂玉、白玉、青白玉等。而超镁铁岩中闪石玉含有阳起石,含铁较高,基本上为绿色,即碧玉。
和田玉的颜色,与其他玉石比较,主要特点:
一是色纯,如古人所说:“黄如蒸栗,白如截脂,黑如纯漆,谓之玉符。”
二是有羊脂玉,这是和田玉特有之美。人们称其“精光内蕴,体如凝脂,坚洁细腻,厚重温润,佩之可以养性怡情,驱邪避瘟,有益于人者,美不胜收。”
三是有璞玉。自古以来,对璞玉非常重视。明代科学家宋应星说:“璞中之玉,有纵横尺余无瑕玷者,古帝王取以为玺,所谓连城之璧,也不易得。其纵横五六寸无瑕玷者,治以杯鹭,此已当之重宝也。”
和田玉璞玉的外皮,按特点可分为色皮、糖皮、石皮三类。
色皮是玉的外皮有一层黄褐色或褐色很薄的皮(厚约1毫米),为氧化所致,从皮色可看出玉的质量,如秋梨子、虎皮子、鹿皮子等等,常为上等白玉。
糖玉的外皮较厚,如红糖色,且末玉矿常有此类玉,其中有白玉或青玉。石皮是外层有石质围岩,要取去围岩后才能得玉,如和氏璧是“理其皮而得宝。” 在古代,玉象征伦理道德观念中高尚的品德,儒家有“君子比德于玉”的用玉观。东汉关于“玉、石之美者,有五德”的说法,就是将玉石的五种物理性质比喻为人的五种品德:“仁、义、智、勇、洁”。古玉器的礼仪功能一直占中国古玉器的主流,“六器”是封建社会礼仪用玉的主干,即用六种不同形制的玉器作为祭祀、朝拜、交聘、军旅的礼仪活动的玉器,这就是《周礼·大宗伯》所说的“以玉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以苍壁礼天,以黄琮礼地,以青圭礼东方,以赤璋礼南方,以白琥礼西方,以玄璜礼北方”。
新疆和田玉文化丰富了中华文明的历史。有专家认为:探讨史前古玉玉质及玉料的来源对研究中国玉器起源与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重要意义。在中国颇具影响的有红山文化、良渚文化、凌家滩文化、仰韶文化、齐家文化、石家文化等,这些文化是过通玉石及其玉料来表现的,其来源是中国玉文化研究的重要内容。而其中的仰韶文化透闪石玉出自新疆,齐家文化包括龙山文化的透闪石玉也来自新疆和田。学者专家长期的争论与研究已被史料和出土玉器的佐证说明,从理论推断和预测发展到理讥论更新和定论。但有关争论迅丕会长期进行下去。
通观中国古代玉器,各地的先民无不以其地质、地貌的不同条件,以各自原始的审美标准就地采玉,就地取玉。随着时代的发展和变迁及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高,釆玉的技术越来越高超,采玉的范围越来越大,人们对玉的认识越来越深。先民们在昆仑山北坡,找到了世界公认的美玉------中国新疆和田玉。 不管是从历史的角度看国新疆和田玉,还是从文化的角度看中国新疆和田玉,或是从现实的角度看中国新疆和田玉,和田玉不但是中国玉材中的精品,更是中国玉文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古医书称“玉乃石之美者,味甘性平无毒”,并称玉是人体蓄养元气最充沛的物质。玉石不仅作为首饰、摆饰、装饰之用,还用于养生健体。自古各朝各代帝王嫔妃养生不离玉,而宋徽宗嗜玉成癖,杨贵妃含玉镇暑,玉为枕而脑聪,古代皇帝就喜欢用玉做枕头,向中国古代长寿的皇帝都久用玉枕。
古老的医学经典《黄帝内经》、《唐本草》、《神农本草》、《本草纲目》均称和田玉可“滋阴气、壮肾阳、除中热、解烦懑、润心肺、助声喉、滋毛发、养五脏、安魂魄、疏血脉、明耳目”。
玉石不但能美化人们的生活,陶冶性情,而且祛病保平安。其产品直接用于健身保健的有:玉枕、玉垫、健身球、按摩器、手杖、玉梳,对人体具有养颜、镇静、安神之疗效,长期使用,会使你精神焕发,延年益寿。 和田玉的材质能够发气、可以吞吐,若对准穴位时,能刺激经络,疏通脏腑,它能随性而发,与人体的体温迅速结合,位于人手腕背侧有“养老穴”,常佩戴玉镯,可得到长期的良性按摩,不仅能祛除老人视力模糊之疾,且可蓄元气,养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