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秦汉唐代出土了哪些金银器
秦朝由于年代短促,遗留的金银器不多,仅在始皇陵所出铜车上有所发现。其中金质的有金当卢、金泡、金项圈部件、纛座上镶嵌的金珠等,银质的有银、银镳、银軎、银辖及银环、银泡、银项圈部件等,均系铸造成型。错金银技艺在春秋中晚期开始兴起,到汉代,这种技艺已经成为我国传统金银工艺的主流。
从春秋战国时期,秦国的金银器主要是金制品,银制品极为罕见。无论是黄金制品的数量还是从造型、工艺水平上看,秦国的金制品在诸侯国中都表现得最突出。在陕西省凤翔秦都雍城地区的马家庄宗庙遗址、秦公一号大墓和凤翔西村秦墓中及始皇陵中,发现黄金制品百余件,既有花纹繁复、造型独特的装饰品,如龙首蟠龙、盘蛇、鸳鸯金带钩、金兽面、金方泡、玉环金铺首等;也有做工精细、精美绝伦的实用器,如错金虎符、错金银铜鼎、鎏金蒜头壶、金洗、金环首铜A等。此外,秦国的一些铜铁器的柄部也饰有金柄,如陕西省宝鸡益门村春秋墓发现有3件金柄铁剑。除秦公一号大墓的一件金箔系锻打之外,其他所有金器全是铸造成型,明显受到当时青铜工艺的影响。
根据凤翔和宝鸡等地所发现金器的规范程度和统一的造型风格推断,上述金器应是秦国官府作坊统一制造的,地方官府和在当时的客观条件下是不可能制造金器的。
秦始皇统一全国后,除黄金制造业外,还出现了银器制造,但仍以金器制造为主。此时的金制品已由礼器和装饰品向实用器发展,主要是一些大型车马的部件和饰件,很少有实用生活器皿。
秦朝由于年代短促,遗留的金银器不多,大多在始皇陵所出铜车上有所发现。陕西临潼秦始皇陵封土西侧20米处的一个陪葬坑里,发现两乘大型陪葬铜车马,一前一后排列,大小约为真人真马的二分之一。制作年代至晚在陵墓兴建时期,即公元前210年之前。铜车马主体为青铜所铸,一些零部件为金银饰品,各个部件分别铸造,秦代工匠成功地运用了铸造、焊接、镶嵌、销接、活铰连接、子母扣连接、转轴连接等各种工艺技术,并将其完美地结合为一个整体。
如秦陵二号铜车马的零部件中就有金制件737件,银制件983件。
一号铜车马为双轮、单辕结构,前驾4马,车舆为横长方形,宽126厘米,进深70厘米,前面与两侧有车栏,后面留门以备上下。车舆右侧置一面盾牌,车舆前挂有一件铜弩和铜镞。车上立一圆伞,伞下站立一名高91厘米的铜御官俑。其名叫立车,又叫戎车、高车,乘车时立于车上。该铜车马共由3500多个零部件组成,总重约1040千克,其中金饰件3000余克,银饰件4000余克,车马通体饰有精美绝伦的彩绘。
该车伞杠上有圆管形错金银纹样两节,纹样环伞杠一周,上下两端各有一条宽0.35厘米的金银错粗环纹,及一条细线作为纹样的上下界。中间部分也有3组凸起的阳弦纹作为整个图案纹样分组的间隔条带。由上向下数第一、三两组阳弦纹上的错金银纹样基本相同,中间凸起的部分都是以金银错的横“S”纹作为主题纹样,形成二方连续的环带纹。纹样与纹样之间也是以3条细金银错线相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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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不好地 (公元前165年——公元前113年) 生平 刘胜是汉景帝刘启的庶子,母亲为贾夫人,还有一个同母兄赵敬肃王刘彭祖。为第一代中山国国王,蜀汉皇帝刘备第十三世先祖。刘胜在景帝前元三年(公元前154年)被父亲封为中山王。汉武帝刚即位,大臣都因为七国之乱的教训,对诸侯王进行百般挑剔,动不动就上告诸侯王的过失。建元三年,刘胜和代王刘登、长沙王刘发、济川王刘明一起到长安朝见弟弟汉武帝。汉武帝设宴款待他们,刘胜听见奏乐就哭了出来。汉武帝问他缘故,他借机向弟弟控诉被国相吹毛求疵,动不动就要进谗言。文辞雄壮,条理分明。汉武帝于是要求有司不得再欺凌诸侯王。一时之间,刘胜被誉为“汉之英籓”。 也许是深自韬晦,刘胜从此以后把精力全部转移到了酒色上面,光儿子就生了一百二十多个。但他没有酒色过度,当了四十二年中山王才死去。汉武帝采纳主父偃的削藩建议,准许诸侯王把自己的封地分给其他儿子,由国家封他们为列侯。刘胜有二十个得宠的儿子分期分批被封为列侯。但不幸的是在汉武帝元鼎五年(公元前112年),有十一个儿子因为在进献给宗庙用于祭祀祖先的黄金里弄虚作假,被革除了爵位。 墓葬 刘胜死后葬于今河北满城县陵山上,1968年8月19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河北省文物工作队在河北省满城县完成西汉中山靖王刘胜墓及王后窦绾墓的发掘工作。其墓穴开凿于山岩之中,为规模宏大的崖洞墓,墓室宛如一座豪华宫殿。中山靖王墓全长51.7米,窦绾墓全长49.7米。两墓形制和结构相似,均分为墓道、甬道、南耳室、北耳室、中室 和后室六部分,整个墓室完全是模拟墓主生前所居宫室。墓内出土大量珍贵文物,尤以“金缕玉衣”“错金博山炉”闻名海内外。刘胜和窦绾均以“金缕玉衣”作为殓服。刘胜的玉衣由2498片玉 片组成,所用金丝约1100克。窦绾的玉衣由2160片玉片组成,所用金丝约700克。两墓共出土文物4200余件, 有铜器、铁器、金银器、玉器、漆器、陶器、丝织品和大型真车马、小型偶车马及五铢钱等。其中最为精美的是铜器,如鎏金银镶嵌乳钉纹壶、鎏金银蟠龙纹壶、错金银鸟篆文壶、错金博山炉、鎏金长信宫灯、错金嵌绿松石朱雀衔环杯等,均属汉代青铜工艺之精华。在铁器中,有低碳钢、中碳钢、“百炼钢”制品和固体脱碳钢制器。另外还出土了用于针灸的金、银医针 和用于计时的铜漏壶等。由于这两座墓规模巨大,保存完整,年代明确,并首次出土了完整的“金镂玉衣”,不仅为研究汉代诸侯王贵族的丧 葬制度有着重要价值,而且为研究汉代的冶炼、铸造、制玉、漆器、纺织等手工业和工艺美术发展情况提供了重要资料。 相关史料 《汉书 卷五十三 景十三王传第二十三》孝景皇帝十四男。王皇后生孝武皇帝(刘彻)。栗姬生临江闵王荣(刘荣)、河间献王德(刘德)、临江哀王阏(刘阏)。程姬生鲁共王馀(刘馀)、江都易王非(刘非)、胶西于王端(刘端)。贾夫人生赵敬肃王彭祖(刘彭祖)、中山靖王胜。唐姬(唐儿)生长沙定王发(刘发)。王夫人(王儿姁)生广川惠王越(刘越)、胶东康王寄(刘寄)、清河哀王乘(刘乘)、常山宪王舜(刘舜)。......中山靖王胜以孝景前三年立。武帝初即位,大臣惩吴、楚七国行事,议者多冤晁错之策,皆以诸侯连城数十,泰强,欲稍侵削,数奏暴其过惩。诸侯王自以骨肉至亲,先帝所以广封连城,犬牙相错者,为盘石宗也。今或无罪,为臣下所侵辱,有司吹毛求疵,笞服其臣,使证其君,多自以侵冤。建元三年,代王登(刘登)、长沙王发、中山王胜、济川王明来朝,天子置酒,胜闻乐声而泣。问其故,胜对曰:臣闻悲者不可为累欷,思者不可为叹息。故高渐离击筑易水之上,荆轲为之低而不食;雍门子壹微吟,孟尝君为之於邑。今臣心结日久,每闻幼眇之声,不知涕泣之横集也。夫众喣漂山,聚蚊成雷,朋党执虎,十夫桡椎。是以文王拘于牖里,孔子厄于陈、蔡。此乃烝庶之风成,增积之生害也。臣身远与寡,莫为之先,众口铄金,积毁销骨,丛轻折轴,羽翮飞肉,纷惊逢罗,潸然出涕。臣闻白日晒光,幽隐皆照;明月曜夜,蚊虻宵见。然云蒸列布,沓冥昼昏;尘埃布覆,昧不见泰山。何则?物有蔽之也。今臣雍阏不得闻,谗言之徒蜂生,道辽路远,曾莫为臣闻,臣窃自悲也。臣闻社鼷不灌,屋鼠不熏。何则?所托者然也。臣虽薄也,得蒙肺附;位虽卑也,得为东藩,属又称兄。今群臣非有葭莩之亲,鸿毛之重,群居党议,朋友相为,使夫宗室摈却,骨肉冰释。斯伯奇所以流离,比干所以横分也。《诗》云“我心忧伤,惄焉如捣;假寐永叹,唯忧用老;心之忧矣,疢如疾首”,臣之谓也。具以吏所侵闻。于是上乃厚诸侯之礼,省有司所奏诸侯事,加亲亲之恩焉。其后更用主父偃谋,令诸侯以私恩自裂地分其子弟,而汉为定制封号,辄别属汉郡。汉有厚恩,而诸侯地稍自分析弱小云。胜为人乐酒好内,有子百二十余人。常与赵王彭祖相非曰:“兄为王,专代吏治事。王者当日听音乐,御声色。”赵王亦曰:“中山王但奢淫,不佐天子拊循百姓,何以称为藩臣!”四十二年薨。子哀王昌嗣,一年薨。子康王昆侈嗣,二十一年薨。子顷王辅嗣,四年薨。子宪王福嗣,十七年薨。子怀王循嗣,十五年薨,无子,绝四十五岁。成帝鸿嘉二年,复立宪王弟孙利乡侯子云客,是为广德夷王。二年薨,无子,绝十四岁。哀帝复立云客弟广汉为广平王。薨,无后。平帝元始二年,复立广川惠王曾孙伦为广德王,奉靖王后。王莽时绝。 中山国世表 1 中山靖王 刘胜2 中山哀王 刘昌3 中山康王 刘昆侈4 中山顷王 刘辅5 中山宪王 刘福6 中山怀王 刘循7 广德夷王 刘云客8 广平王 刘广汉9 广德王 刘伦 [编辑本段]二、东汉平原王刘胜 (?——114年) 生平 刘胜,汉和帝长子,母不详。汉和帝逝世后,因年少时就有痼疾,刘胜虽为长子,却未能登极为帝。延平元年(106年)封平原王。刘胜为王八年后逝世,葬于京师。刘胜没有子嗣,太后邓绥立乐安王刘宠之子刘得为平原王,承嗣刘胜,是为平原哀王。刘得立为平原王六年逝世,也无子,永宁元年(120年),邓太后又立河间王刘开之子都乡侯刘翼为平原王嗣。后汉安帝废之,国除。 相关史料 《后汉书 卷五十五 章帝八王列传第四十五》平原怀王胜,和帝长子也,母邓皇后,延平元年封。立八年薨,葬于京师。无子,邓太后立乐安夷王宠子得为平原王,奉胜后,是为哀王。得立六年薨,无子,永宁元年,太后又立河间王开子都乡侯翼为平原王嗣。安帝废之。国除。 平原国世表 1 平原怀王 刘胜2 平原哀王 刘得3 平原王 刘翼
3. 商代和春秋战国时期的青铜器在艺术风格上有什么区别
青铜器在夏商西周发展:
(1)萌生期(公元前21世纪—前16世纪)
夏代青铜器数量和种类已较多,主要是青铜容器、兵器、乐器、工具和饰件.青铜容器有明显的仿陶器特征,有简单的几何纹装饰.其中有酒器和食器,初步表明青铜礼器制度开始出现.青铜兵器和工具与石器完全不同,而且形成了自身的特点.陶范法是这一时期青铜器的主要铸造方法.主要发现在河南偃师二里头.
(2)育成期(公元前16世纪—前13世纪)
育成期包括商代早期和中期,青铜容器、兵器的种类和数量有明显的增长.青铜礼器的使用已有一定的组合关系.青铜器完全摆脱了陶器的影响,分铸技术已被娴熟运用,大型青铜容器的铸造也比较普遍.青铜器商也出现了文字.其在黄河、长江的中游地区都有发现.
(3)鼎盛期(公元前13世纪—前11世纪)
青铜艺术在商代晚期达到了灿烂辉煌的鼎盛时期,并一直延伸到西周早期.明文在相当数量的青铜器上出现,商代晚期以使用者的氏族徽记为主,稍晚也出现了记事体铭文.到西周早期,青铜器普遍铸有铭文,出现长达数百字的记事铭文.
(4)转变期(公元前11世纪末—前7世纪上半叶)
西周中晚期,青铜工艺有豪华精丽向端庄厚重转变,食器大量出现,酒器逐步消失,列鼎和编钟制度确立.花纹由兽面纹、龙纹等变形产生的曲波文、兽体变形纹等成为纹饰的主体.唱片记事铭文很多.
(5)更新期(公元前7世纪—前221年)
春秋中期以后,诸侯国的经济发展促进了青铜铸造业的振兴,新的器形开始出现,注重与实用的结合,以龙纹为主.同时附以镶嵌、错金银、鎏金、彩绘等表面装饰新工艺.长篇记事体铭文逐渐减少,各个诸侯国的青铜器因地域文化的差异而呈现出不同的风貌.战国中期以后,随着铁器使用的盛行及其他工艺的发展,青铜器逐渐退出历史舞台.
4. 中国古代铁器为什么不被看做贵重材料,获得与青铜(可以作为礼器)一样的地位
青铜做礼器是商周时期,那时人们还没有掌握冶炼铁器的技术,因为铁的熔点要比青铜高,青铜是一种合金,主要成份是铜锡铅三种金属,这三种金属熔点低,按特定比例混合形成的合金会有和金子一样的色彩,因为比较稀少一般用做礼器,兵器也有使用,但不多,一般的兵器都是木头的,武王伐纣“血流漂杵”,这个“杵”就是当时常的兵器,能漂起来,可见是木头做的。
中国大量使用铁器是战国以后,因为冶炼技术的提高,铁矿石的出产比铜要高,所以铁器可以大规模使用了。
但是礼器是上代传承下来的,谁拿到前朝的青铜礼器,才代表着正统,换言之,青铜礼器就是正统礼教的象征,所以,礼器一直都是青铜器(有的礼器在战火中丢失,实在找不着了,统制者也会弄个仿制品)
5. 春秋战国时期中山国王学习儒家文化的历史
早期中山文化主要分布在今保定市唐县、阜平、曲阳、顺平一带的山区,早期都城在顾(今定州)。主要遗址有唐县北城子、西城子、固城、洪城
、军城,曲阳党城,顺平子城、中下邑遗址。出土的器物中有游牧民族特点的双耳铜釜、扁方壶、兽首青铜短剑和金腕饰、嵌松石金质虎形牌饰,充分反映了北方游牧文化与华夏诸国文化交流与影响。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的一个小诸侯国叫中山国。
中山国的前身是北方狄族鲜虞部落,为姬姓白狄,最早时在陕北绥德一带,逐渐转移到太行山区。姬姓是周王族的姓,白狄的来历,有说是周文王后裔毕万公的后裔,也有说是来自周文王封给弟弟虢叔的西虢国。西虢国历代国君世袭兼任周王朝卿士一职,同时又是三公之一,担负为周王朝南征北战、东讨西杀以惩罚不臣的任务,可能是周宣王时期虢国国君虢季子白北御猃狁﹐在内蒙古萨拉乌素河﹑榆溪河朔方城之后,其部分后裔就留在陕北了。鲜虞之得名出自鲜虞水,鲜虞水即今源出五台山西南流注于滹沱河的清水河,这一带是鲜虞最早的发祥地。鲜虞的名称最早出现在《国语》一书中。该书记载,周幽王八年(公元前774年)太史伯答郑桓公问话时谈到,成周雒阳四周有16个姬姓封国,6个异姓诸侯国,还有“非王之支子母弟甥舅”的南蛮、东夷及西北的戎、狄国家或部落集团,其中就有鲜虞。
中山国是嵌在燕赵之内的一个小蛮夷之国,经历了戎狄、鲜虞和中山三个发展阶段,在每个阶段都被中原诸国视为华夏的心腹大患,同样经历了邢侯搏戎,晋侯抗鲜虞,魏灭中山和赵灭中山的阶段。
历史
邢侯搏戎
春秋时期的鲜虞部落联盟,由鲜虞、肥、鼓、仇由几个部落组成,逐渐开始扩张势力。最初实力薄弱,受到邢国的抗击,史籍中多次记载邢国打败戎狄的记载,有效的捍卫的西周的疆域和中原诸国,春秋末期,邢国衰弱,公元前652年春,鲜虞出击邢国,次年又征伐卫国,邢君出逃,卫君被杀,齐桓公联合宋、曹、邢、卫诸国的兵力挫败鲜虞,才将邢、卫两国从灭亡中挽救回来。
晋伐鲜虞
春秋中后期,鲜虞的主要敌人是晋国,晋国采取了先吃掉鼓、肥、仇由等鲜虞属国,最后消灭鲜虞的战略。公元前530年,晋将荀吴借道鲜虞进入鼓都昔阳(今河北省晋县西),但并未灭掉鼓。当年8月,晋灭肥(在今河北省藁城县一带),俘国君绵皋,肥国旧地归属晋国。第二年冬,晋昭公得知鲜虞边境空虚,即以荀吴统率大军进,破鲜虞中人城(今河北唐县西北峭岭)。公元前527年秋,荀吴率军攻鼓,俘国君鸢鞮,使鼓成为晋的属国。六年后,鼓被彻底毁灭。
公元前507年秋,鲜虞出兵晋国平中,大败晋军,俘虏晋国勇士观虎,报了晋灭肥、鼓,占领中人城的一箭之仇。
公元前506年,鲜虞人在有险可守的中人城(今河北唐县西北粟山)建国。因中人城城中有山,故曰“中山”,这便是初期的中山国,中山之名始见于史书。《左传》记载:公元前506年春天,晋国拒绝蔡侯伐楚的要求,准备专心对付中山。公元前505年、504年,晋国两次进攻鲜虞中山,报“获观虎”之仇。此后对鲜虞中山国,史书中兼称“鲜虞”、“中山”。
公元前497年,晋国发生内讧后,中山从晋国的重压下获得喘息,开始介入列国纷争。
公元前494年,中山与齐、鲁、卫共同伐晋,取得晋国的棘蒲(在今河北赵县境内),将之列入中山国版图。前491年,晋大夫荀寅因晋内乱逃奔鲜虞中山,荀寅原是中山的死敌,但此时中山为了削弱晋国,将荀寅接纳到新占领的晋国属地柏人(今河北隆尧县西)。为报复中山国,公元前489年春,晋大夫赵鞅“帅师伐鲜虞”,大破中山,这次进攻对鲜虞中山国的打击极为沉重,以至此后20余年间史籍对中山国没有只字记载。
其后,晋国又把矛头指向中山国的最后一个属国仇由,晋国的智伯(名荀瑶)诡计多端,唯恐仇由国路险难行,遂新铸大钟一口,诡称送给仇由国君,使仇由国“斩岸堙溪”以迎钟。仇由臣相赤章蔓看透了荀瑶的诡计,多次劝说国君,但仇由国君得钟心切,不听劝阻,七天之后仇由被灭。
外围扫清后,晋国开始进攻中山国本土。公元前459年至457年间,“荀瑶伐中山,取穷鱼之丘”(在今河北易县境内)。前457年,晋派新稚穆子伐中山,直插中山腹地,占领左人、中人(在今河北唐县境内),“一日下两城”,中山国受到致命的打击。
魏灭中山
公元前453年,韩、赵、魏三家分晋,晋国灭亡;前403年,赵、韩、魏被封为诸侯,形成秦、齐、楚、燕、赵、韩、魏战国七雄争霸的局面。中山国在这个动荡的年代,开始了复兴。
前414年,中山武公率领他的部落离开山区,向东部平原迁徙,在顾(今河北定州市)建立了新都。武公仿效华夏诸国的礼制,建立起中山国的政治军事制度,对国家进行了初步治理。但武公不久即去世,桓公即位,桓公年幼无知,不恤国政,因此遭到魏国的进攻。魏国派遣乐羊、吴起统帅军队,经过三年苦战,于前407年占领了中山国,魏文侯派太子击为中山君,三年后又改派少子挚,后来击被立为魏国国君,就是魏武侯。中山国的残余退入太行山中。
赵灭中山
中山被灭后,桓公经过20余年的励精图治,积蓄力量,终于在公元前380年前后重新复兴了中山国,定都灵寿(今河北平山三汲附近)。
复兴后的中山国位于赵国东北部,把赵国南北两部分领土分割开来,因此成为赵国的心腹之患。赵国在公元前377年、376年曾两次进攻中山国,均遭到中山的抵抗,没有成功。此后,中山国开始修筑长城。《史记 赵世家》记载:“赵成候六年(公元前369年),中山筑长城。”考古工作者曾在顺平、唐县等地发现了土石混筑的战国中山长城,长城高处约有3米,宽0.5-2.5米,做法是两侧挖地基,砌石块做边墙,中间用土和碎石填充。另据专家推测,中山长城可能在中山国西北边界,沿今唐县、曲阳、行唐、灵寿、平山、石家庄西南的太行山南下,止于邢台西北。公元前296年,赵灭中山国,将王尚迁徙到肤施,中山国自春秋末期立国,经过350余年时间,宣告灭亡。
疆域
春秋时的鲜虞国,大致南疆在今槁城、晋州一带,北疆在今唐县西南(鲜虞中人邑),西面在今太行山上的井陉、孟县一带,东面的疆域主要在滹沱河冲积扇地带,即今日的河北石家庄。春秋末至战国初年,中山国开始扩张领土。战国中期,中山桓公复国后,领土进一步扩张。中山国强盛时期的疆域,包括今河北保定地区南部、石家庄地区大部、邢台地区北部及衡水地区西部,南北从鄗至鸱之塞约200公里,东西从井陉到扶柳约150公里,按中山王墓出土的《兆域图》上所标的长度比例推算,中山国疆土合战国时长度单位为南北距离606里,东西距离454里,总面积与《战国策.秦策》中“昔者中山之地方五百里”之说吻合。
经济
史称“中山地薄人众。”中山国受地理环境和鲜虞族传统生活习俗的影响,牧业与农业生产并存发展。北部以牧业为主。南部以农耕为主。中山国手工业生产非常发达,其工匠制造的铜、玉、陶、金、银、骨、石等大量精美的艺术品,在数量、造型、工艺水平上,都有很高水平,《史记.货殖列传》记载:中山“丈夫……作奸巧冶,多美物”,正是对中山国手工匠人的工艺技巧和绚丽多姿的工艺品的赞叹。
中山国也铸造自己的钱币。早期主要使用晋国的货币空首尖足布和燕国的货币尖首刀,后来,开始铸造自己的货币——“成白”刀币。在国都中,还有专门仿铸燕、赵货币的作坊。
在军力方面,大约有千辆战车和几万兵力。
文化
中山国建立后,鲜虞族在思想、文化、艺术上与汉文化逐渐融合,它的音乐舞蹈艺术既有游牧民族剽悍雄健的传统,又吸收了华夏艺术柔和婉丽的风格,阳刚与阴柔同存并济,形成了中山艺术的独有特色。思想方面,“中山专行仁义,贵儒学”,接受了儒家文化,中山国君尊贤重士,在重大政治活动中发挥士的作用,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平山出土的铜器铭文中,大谈天命、忠、孝、仁、义、礼、信等,具有浓厚的儒家思想色彩。
语言文字方面,中山国也接受了汉文化的影响,王墓出土的三件重器上的长篇铭文,篆书文字全部为汉字,字体工整规矩。
遗址
中山国故都遗址位于林山脚下的中山国都城景区,面积35平方公里、为二千多年前战国时期中山国都城所在地。属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其出土文物多为稀世珍宝,在世界各地展出引起轰动。现存有宫殿区、居民区、陶器场、冶炼场、遗址十多处。城后依东西林山,突起平原,上有古佛堂三处,山峡内有万寿寺遗址、阴阳柏及众高僧墓塔群(现有十三处)。林山峡水库碧柳环抱山水互映,可开展各种水上活动。
出土文物
据了解,中山王“错”的墓是已发掘的中山国墓葬中最大的一座。在中山王墓,记者看到,墓室平面呈“中”字形,南北各一墓道,通长九十七米,分地上和地下两部分。地上部分呈“斗”形;地下部分包括椁室、东库、西库和东北库。主室的后半周有陪葬墓六座,于前面和旁侧有车马坑二座、杂殉坑一座、葬船坑一座。中山王墓虽被多次盗掘和破坏,但仍有大量珍贵文物出土,包括铜器、铁器、金银器、陶器、玉石器、玛瑙器、骨角器、木漆器等。
王陵及都城
上世纪70年代,中山国的王陵和都城在平山县三汲乡被发掘后,绚烂的中山国终于呈现在考古学家面前了。雄伟的城墙,夯土厚达50多米,突显出中山国的辉煌繁盛。宏大的“山”字形大墓、豪华的车马坑、
中山王三器
新奇的葬船坑、华美的青铜器……出土的器物之繁多之华美之奇崛,令世人震惊不已。虽然在当时7个“万乘之国”各建霸业的局面中,中山这个夹在燕赵之间、东西只有500多里的国家,只是一个“千乘之国”的小国,然而它却在其两百多年的历史中,创造了堪称“中华辉煌”的灿烂文化。比如构思拙朴、结体宏大的山字形礼器,显示出中山文化的粗犷线条。奇想巧变、设幻诡异的错金银“四龙四凤方案”、“虎噬鹿屏风座”、“双翼神兽”、“犀牛器座”等闪烁着铸造工艺的炫目华美。最令人惊喜的是“中山王三器”——大铜鼎、方壶、圆壶,上面刻满了长篇铭文,让今人看到了严整规矩、悠长秀丽、刀法洗炼的战国文字,其中铁足大铜鼎上刻铭469字,是国内已发现的战国时期字数最多的一篇铭文。
中山国兴亡的警示
战国时期,中山国在二百多年的峥嵘岁月之中,为燕赵的历史抒写了绚丽的篇章。中山国生于患难之中,被大国所欺而变强,为强国占领又复生,其不屈不挠、顽强自立的精神世所少见。在强国包围之中发展经济、壮大自己,几乎跻身强国之列,其经济和文化之辉煌令人刮目相看。但是,在秦统一中国之前的70多年,就被赵国所灭,给后人留下了深刻的教训。
中山国灭亡的深层原因,并不仅仅在于其小。战国时期列国纷争,小国是可以利用强国之间的矛盾,争取时机,谋得生存,并不断发展壮大自己的。中山国一开始也正是这样落而后起、死而复生的。最早,中山国地处陕北,乃晋之附属小国。内忧外困,不断遭到卫国进攻。它没有坐等挨打,经数十年跋涉迁徙,于公元前506年左右进入河北。从今唐县开始,逐渐占据今保定和石家庄一带,才有了新的立足之地。这时已近春秋时期尾声,韩、赵、魏不但三家分晋,还要争夺中山。大约在公元前432年前后,中山成为赵的傀儡政权。然而中山人并没有屈服,于公元前414年乘赵国内乱,在顾(今河北定州市)重建独立政权。但为时不久,经过改革而强大的魏国在先后击败齐楚并占领秦西河之地后,派乐羊、吴起于公元前406年灭掉中山。中山人不甘忍受亡国之辱,于公元前381年在齐国的支持下重新复国,迁都灵寿(今平山县三汲)。这次领导复国的桓公很有作为,几次打败赵国的进攻,疆土扩展至五百里,并修筑长城抵御外侵。从桓公开始,中山两代君主“身勤社稷”、“忧劳邦家”,自强自立,富国强兵。当时,列国以战车数量衡量国力,中山国被称为仅次于战国七强的“千乘之国”。这些史实足以证明,中山人具有强大的民族凝聚力。如果以桓公时期的势头发展下去,中山国是足以以弱胜强、弱而后强的。列国之天时并非先灭中山。
中山国所占的地利,虽不比秦国“据崤函之固,拥雍州之野”,但倚太行之屏障,扼冀晋之咽喉,凭滹沱河(史称“小黄河”)之天堑,战守迁之便利优于赵国之邯郸而不亚于燕国之幽蓟。而且,石家庄和保定一带兼有太行山川和华北平原之利,发展农牧业生产的自然资源极为丰富。在石家庄地区及其以南一带,自殷商以来就是华夏族经营农业的地方,当时已经有了相当的在平原浅山发展农牧业生产的经验。对此,中山人来到之后便兼收并包,并且注意学习、吸收中原地区的科学技术和思想文化。更需要指出的是,中山国统治者已经认识到“赋敛平则庶民附”,注意减轻农民负担而调动其积极性。同时,中山国还注重发展交通,陆路大道可以南接邯郸,北通燕涿,东到齐国国都,西北可到代国。境内河流众多,水运可通齐国。商贸发达,粮食贸易规模可观。《史记》称中山人“仰机利而食”,商业活动已相当普遍。交通和商贸带来活力,推动了经济的发展。此外,制陶业、木制业、丝麻业等均为中山国的重要经济部门,手工业以“多美物”著称,酿酒业已有相当发展。铜器冶铸和铁器冶铸工艺进步,技术水平很高。中山王墓出土的长方形铸铁大盆,重达126.4公斤,其铸件之大、用铁之多在国内发现的战国铁器中绝无仅有。在石家庄市区内市庄战国文化遗址(今省文化厅院内)出土的一批铁制工具,其中有的斧子是用高温液体还原法炼出的铁水浇铸的,有两件铁斧还经过淬火柔化处理。这是迄今发现的世界上较早使用退火柔化技术制造的铁质工具。更令世人惊叹的是精美绝伦的丝麻织品。在两座中山王墓出土的纺织品中,其纺织、刺绣工艺之精美,品种之丰富,在中国先秦遗址考古发掘史上首屈一指。刻立于公元前四世纪的中山守丘石碣,是中国碑碣文化的开山鼻祖;在中山王墓中出土的错金铜版“兆域图”,是迄今发现的世界上最早的建筑平面设计图,也是世界上最早使用比例尺的建筑图。中山王墓出土的大批精美错金银青铜器及器物上镂刻工整的长篇铭文,反映了中山文化的华丽风韵。
一个区区小国,承受燕赵等四面包围的强大政治军事压力,边境战争不断,负担巨大的军费开支,在短短几十年之中,经济社会得到如此发展,技术获得如此进步,令人难以想像。这足以说明,即使是小国,只要坚韧自立,励精图治,是能够富国强兵、由弱变强的。
正如列国主要由于自身原因而被秦国所灭一样,中山国被赵国所灭的主要原因也在于其自身,在于中山国统治者治国、治军、外交等多方面的失误,在于思想衰退和政治腐败。这里,最使人扼腕痛惜的,是这个本来生于忧患的小国,面临敌国虎视眈眈、随时入侵的危机,却丢掉了忧患意识。桓公复国之后主政近四十年,其继承者成王后期,不是韬光养晦,吸取教训,却忘乎所以,自我膨胀。公元前323年,魏、赵、韩、燕为了对抗秦、齐、楚三个大国,互相称王,同时为了离间中山国与齐国的关系,鼓动中山称王。中山成王头脑发昏,不顾齐国反对,非要称王不可。结果,图虚名而招实祸,失去了齐国这个比较可靠的支持者,使自己陷入孤立。到了中山王,简直骄横起来。公元前314年,忘记赵国在后,竟然趁齐国出兵干预燕国内乱之机,大举进攻燕国。中山在这场战争中,“辟启封疆,方数百里,列城数十,克敌大邦”,甚至占领了燕下都。这样一来,中山国更是得意忘形。其实际“战果”,首先把燕国推向对立面,死敌增加了一个大国。而且,这种有利的形势并没能维持多久,由于各大国出面干涉,施加压力,齐军很快撤出燕国。中山以倾国之力夺取的大片土地又为燕国收回。
中山国不能居安思危,当然无改革进取之心。当时,秦、赵、魏等国推行变法,改革弊政。赵武灵王为了提高军队的战斗力,学习北方少数民族之长处,实行胡服骑射;为了对付秦国,曾装扮成使者,冒着风险去秦国探听虚实。而中山国在这样的严峻形势面前,不是卧薪尝胆,却醉心于孔墨学说。儒家和墨家思想是为拯救当时战乱频仍、生灵涂炭的社会苦难所开的药方。由于它不适应诸侯间所进行的兼并战争的需要,所以在列国中没有市场。而中山国却奉为治国之术。真正的法家治国之才不能引进,本国的智能之士被排挤出去,重用的“士”也多是平庸之辈,以致造成国内人才匮乏。列国都在奖励耕战,中山国却推行“贵儒学贱壮士”政策,致使“战士怠于行阵”、“农夫惰于田”,很快出现“兵弱于敌,国贫于内”的局面。这种状况,能不加快亡国的步伐吗?
中山王不思进取,还表现在一心追求君王的虚幻体面和奢侈享乐的生活。诸如,不顾国家的安危,恣意行欢作乐,大修宫殿,大造陵墓。从对中山墓葬的发掘情况看,都设有墓道、积石、积炭,多层棺椁,内葬珍宝,外葬车马,并仿效赵、魏、燕大国的陵墓,都有高大的封土。君王贪图享受,必然亲近重用阿谀奉承之辈,造成政治腐败。中山王最宠信的是相邦司马喜,在陪葬之物上还刻有他的功绩。而司马喜擅政弄权,善搞阴谋诡计。季辛得罪了他,他令人暗杀季辛的仇人爰骞,却栽赃于季辛。中山王诛杀季辛,为他排除了异己。阴姬与江姬争夺王后之位。阴姬便重贿司马喜,求其帮忙。司马喜亲自跑到赵国,极力夸赞阴姬的美丽,诱劝赵王向中山索要阴姬;再跑回中山,又劝中山王赶快立阴姬为后,以绝赵王之望。中山王遂立阴姬。《韩非子》说,司马喜“善于赵,尝以中山之谋微告赵王”。如果真是这样,司马喜还是一个大内奸。内奸为相,岂不亡国!
王所善之,下必效之,在中山国民间也刮起严重的腐朽之风。《史记》说中山国“丈夫相聚游戏,悲歌慷慨,起则相随椎剽,休则掘冢作巧奸冶,多美物,为倡优。女子则鼓鸣瑟,跕屣,游媚富贵,入后宫,遍诸侯。”其中,“跕屣”是一种足尖着地的舞步。能歌善舞,喜好聚会娱乐,不能说是不好的民风。但是与农夫“惰于田”、“战士怠于行阵”联系起来,可见好逸恶劳已经成为一种社会风气。王公大臣之家,无不行乐,民间好事之徒动辄杀人越货,挖坟盗墓,谁还思治国之事?当时的有识之士,从中山国的腐朽民风看到其政治腐败,断言中山即将亡国。
公元前305年,雄才大略的赵武灵王见条件成熟,便发动了吞兼中山的战役。腐败无能的中山王早已被吓破了胆,只好割地求和,苟延残喘。两年后,赵军再次进逼。前296年,中山国都灵寿陷落。当然,国家有难,必有忠臣。在抵抗赵军过程中,中山人吾丘鸠“衣铁甲,操铁杖以战,而所击无不碎,所冲无不陷,以车投车,以人投人”(《吕氏春秋》),抵抗是十分顽强的。然而,大势去矣,中山国军民的鲜血再不能使中山国死而复生。赵国吞并中山之初,曾扶持了傀儡中山王胜,公元前295年又把他废掉并迁到肤施(今陕西省榆林之南),中山国最后灭亡。
中山国在历史上逝去已经两千多年了。但其兴衰一直在昭示后人:
一个国家不论大小,统治者勤政忧民,奋发向上,国家就兴旺发达;昏暗弄权,奢靡淫乐,国家就衰落败亡。这也可以说是一条规律,值得后人深思。
中山君主及在位年份
称号姓名在位年数在位年份中山文公?-前414年中山武公9前414年-约前406年中山桓公29约前406年约前380年-约前350年中山成公22约前349年-前328年中山王?18前327年-约前310年中山王??(左妾右子)(上次下虫)11约前309年-前299年中山王尚尚3前298年-前296年
历史记载
在战国七雄秦、楚、齐、燕、韩、赵、魏之后,还有一个第八雄,即中山国。在中国历史的长河中,战国中山国这朵奇葩一直闪烁着神秘的光彩,史册上关于它的记载很多,首次出现在公元前506年,直至公元前295年赵国灭中山国的二百多年间,都依稀可见。比如《史记》、《左传》、《竹书纪年》等重要典籍里,都有关于中山国的记载。西汉末年刘向的《战国策》“待遇”最高,不但专门设有《中山策》,还把中山国和战国七雄同等对待。不过,所有这些记载都比较零乱,不但零零星星的,加起来总共也就一万多字,还缺乏准确的和正面的描述,以至于使中山国披上了模糊的外衣。到了当代,文化大师郭沫若也一直苦苦寻觅中山国的踪迹,直到他去世之前,还在深深惦念这个历史上的“艺术王国”。
文字记载
《故国中山》落实在文字上也是十分成功的。格局大,观古照今;气象大,纵横历史;境界大,国家利益;完全不似小女子笔墨,具有立马横刀、鼓角悲鸣的激越之气。这就要说到近年来势衰的“历史文化大散文”:自从余秋雨先生《文明的碎片》大受读者追捧以后,也跟着出现了一批“大历史随笔”写家,写得好的自然有,但后来泛滥以后,就逐渐被读者冷眼,原因是有的文章完全没有生命的激情,只是资料的堆砌;更恶劣的是拿来别人的研究资料,用几个形容词一“文学”,就成了“历史文化大散文”了。其实好的散文随笔需要三个基本条件,一生命的激情,二诗意的审美,三哲学的光芒,而凌驾于其上的纲领是思想的力量,也即独特的见解,被张中行先生强调为“思想最重要”。这些优点,在《故国中山》中一一都见到了,所以它才被誉为一本奇书。
消失的王国之谜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河北省平山县农民平整农田时刨出战国时期的大瓦,从而引出村民刘西梅老人关于古石神秘文字的故事。于是,2200多年前消失的一个神秘王国与今人不期而遇了。
1974年冬,平山县三汲乡农民开始大规模平整农田,不断到附近一些被怀疑是古墓的大土丘上取土,被农民刨开的封土下,到处埋着战国时期宫殿建筑用的大瓦。面对这一情况,河北省文化局很快批准了古墓发掘计划。
当地农民向考古队长陈应祺讲起一件往事:30多年前,村里有个叫刘西梅的老人曾挖出一块刻有文字的石头。考古人员随后在刘西梅家看到这块石头,虽然当时不能解读这些战国时代的文字,但他们意识到,2200多年前消失的一个神秘王国与今人不期而遇了。
公元前5世纪,周王朝统治日渐衰落,中国进入战国时代。一个在北方大山深处逐步壮大起来的古老民族———鲜虞,建立起中山国。公元前414年,中山武公率领子民向东越过太行山,定都在诸侯国势力薄弱地带。这个弱小的国家从一开始就受到来自强敌的不断侵扰,终于在公元前407年被魏国所灭。逃避于大山之中的中山国桓公励精图治,经过20多年抗争,再度出山复兴了自己的国家。此后,中山国逐渐国富兵强,开疆拓土。然而公元前296年,国力日衰的中山国抵挡不住强敌进攻而陷落,一代强国至此灭亡。
对于这个几经起落的国度,人们只能从史书零星的记载里,粗略判断出它的发展脉络和地理方位,但从未有任何考古发现能够证实这些记载。
陈应祺把石头上古老神秘的文字描摹下来,寄给了古文字专家李学勤。经过研究,李学勤肯定了这块石头属于战国时代的遗物,并对文字进行了翻译。“监罟有臣公乘得守丘其旧将曼敢谒后俶贤者”,这些古文字是战国时代叫公乘得和叫旧将曼的人留给后人的,意思是:告诉后来的君子们,我们两个给国王看守园囿、给他捕鱼,现在又给他看守陵墓。
2000多年前两个守墓人留下的这段话,证明了这里是战国时代一个王家园陵的所在地。
6. 中国古代青铜器皿的用途的演变
一、萌生期(夏代 公元前21世纪~公元前16世纪)
夏代青铜器最初发现的地点在河南偃师二里头,目前发现的青铜器数量和种类较少,主要是青铜容器、兵器、乐器、工具和饰件。
青铜容器有明显的仿陶器特征,器壁匀薄,有简单的几何纹装饰。容器中有酒器和食器,表明青铜礼器的制度开始出现。青铜兵器和工具已经脱离了石器的影响而初具规范。陶范法是这一时期青铜器的主要铸造方法,青铜饰件和一些兵器已有绿松石镶嵌的纹饰。这一切都表明当时的青铜器正处于一个萌芽生长的阶段。
二、育成期(公元前16世纪~公元前13世纪))
育成期包括商代早期和中期。这一时期,青铜器在黄河、长江的中游地区都有发现。青铜容器、兵器的种类和数量有明显的增长。青铜礼器的使用已有一定的组合关系。青铜器的造型逐步摆脱了陶器的影响,开始形成自身的形制规范。兽面纹、龙纹、鸟纹等青铜器上的主要装饰题材已被广泛运用,并开始向成熟的装饰工艺发展。青铜器铸造中,分铸技术已被娴熟应用,大型青铜容器的铸造也较普遍。青铜器上文字,在这一时期较晚的时候也有发现。此时的青铜工艺,正处在一个向鼎盛期发展的哺育成长时期。
三、鼎盛期(公元前13世纪~公元前11世纪)
青铜艺术在商代晚期达到了灿烂辉煌的鼎盛时期,并一直延伸到西周早期。青铜器的种类与器型在这一时期已基本齐全,造型成熟,大器、方器多见,且比较多地运用动物形象作为纹饰。器物组合关系明确,礼器中重酒的体制在商代晚期臻于完善,到西周早期则开始向重食的体制转变。青铜器纹饰空前发达,器物往往是满饰花纹,平雕与浮雕相结合,使青铜器纹饰富有层次感,立体感强烈。铭文在相当数量的青铜器上出现,商代晚期以使用者的氏族徽记为主,稍晚也出现了记事体铭文。到西周早期,青铜器上普遍铸有铭文,出现长达数百字的记事铭文。从西周中期开始,中国青铜艺术出现一个比较大的转变,这一转变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在初期,这一转变是由民族文化、宗教观念和社会习俗所致,青铜工艺开始由鼎盛期的豪华精丽向端庄厚重转变,器形的简洁实用和纹饰的朴实简约相得益彰。食器在这一时期有较大的发展,出现了一些新的器形,酒器逐步消失,列鼎和编钟制度确立。青铜花纹由具象转变为抽象,由兽面纹、龙纹等变形产生的曲波纹、兽体变形纹等成为纹饰的主体。长篇记事铭文屡见不鲜,内容丰富、字体规范。后期则由于政治经济的衰败,导致了青铜工艺的相对停滞,青铜器的器形与纹饰多是前一阶段的延续,几乎没有什么创新,出现了程式化的倾向。这一过程一直延续到春秋早期。
四、更新期(公元前7世纪~前221年)
春秋中期以后,旧礼制的衰落消除了对青铜工艺的束缚,诸侯国的经济发展促进了青铜铸造业的振兴,青铜艺术的更新面貌逐渐显露。旧的器形在式样上有较大的改观,新的器形开始出现,器形的设计由于注重与实用的结合,式样更富于变化。以龙纹为主的青铜器纹饰细密繁缛,以人类活动为题材的纹饰,开始以类似绘画的形式装饰于青铜器上。镶嵌、错金银、鎏金、彩绘等表面装饰新工艺,使青铜器出现了全新的艺术风貌。长篇记事体铭文逐渐减少,物勒工名的明文内容开始出现,铭文中鸟虫书等艺术化字体流行。失蜡法、印模法等新的铸造工艺,使造型奇巧的青铜器铸造成为可能,并大大提高了铸造工艺的效率。诸侯国的青铜器因地域文化的差异而呈现出不同的风貌。
战国中期以后,尽管青铜器的形式依然丰富多彩,但随着铁器时代的到来,青铜铸造业不可避免地走上了末路。战国晚期的青铜器明显地反映出这种衰退的趋势。
7. 凤栖原大墓的出土珍贵器物
凤栖原墓地目前已出土各种器物1800多件,有金器、鎏金银错金银器、青铜器、铁器、原始瓷器、陶器以及漆、木、革、衣等有机物类杂器饰物留下的许多遗迹等等。
1.M8前椁室出土的两辆原大彩绘车辆,出土了较多鎏、错金银的铜车马器,同时清理出了非常漂亮的彩漆车轮和伞盖等遗迹;M8耳室还清理出20多枚 “卫将长史”封泥,出土许多原始瓷、彩绘陶或釉陶的壶、罐等,其中有些釉陶壶、罐上还饰有彩绘。
2.从葬坑已出土陶甲士俑700多件,甲士俑所佩刀、剑、戟、戈、矛、镞、弩机等铁兵器1000多件,青铜滴漏、青铜钟、青铜钺、铜印章和成套铜量器、衡器等40多件。许多器物与迹象有明显的配套或组合关系。
3.祠堂建筑基址出土了大量建筑材料,有方砖、条砖、空心砖、筒瓦、板瓦、瓦当等,还出土有“长乐未央”文字瓦当和回纹砖。
4.祔葬墓也出土了数量较多、类型丰富的陶器、瓷器、釉陶器以及玉器、钱币、车马器、铁质炊器等随葬品数百件。还清理出了一些皮质甲片和一些漆器残片。一些陶器还有残留物可供检测,以确定其用途和意义。
8. 曾侯乙墓和海昏侯墓,哪一个意义更重大
曾侯乙墓是战国早期,周王族诸侯国中曾国的国君曾侯乙的一座墓葬 ,位于湖北随州城西两公里的擂鼓墩东团坡上。墓中随葬以九鼎八簋(guǐ,音轨)和编钟、编磐为主的礼乐器,遵守了周代诸侯的身份,九鼎八簋应为天子使用,诸侯应使用七鼎六簋,反映出先秦社会严格的礼乐制度在后期已经出现裂缝,以及人们对天地、神明和祖先的敬畏。十二律俱全的64件青铜双音编钟(不包括楚王所送镈钟)、玲珑剔透的尊盘和完整地书写二十八宿(xiù,音秀)名称的衣箱等,体现了先秦时期中国在艺术、技术、天文等方面的极高成就。其中出土的曾侯乙编钟是迄今发现的最完整最大的一套青铜编钟
9. 烧开水用铁器还是银器好
铁器,银离子有毒,属于重金属
10. 错金的简介
文博界通行的说法
金银错工艺最早始见于商周时代的青铜器,主要用在青铜器的各种器皿,车马器具及兵器等实用器物上的装饰图案。
金银错是我国青铜时代一项精细工艺,但它出现比较晚,据目前掌握的资料,它是青铜工艺发展了一千多年以后,即到春秋中晚期才兴盛起来的,它是我国古代科学技术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但它一出现,很快就受到了人们的普遍欢迎。战国两汉时期,金银错青铜器大量出现,在人们生活的各个领域中广泛流行,考古发现战国汉代的金银错青铜器以千百计。但是,“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对于中国的青铜时代来说,它只不过是一抹绚丽的晚霞。
一、什么叫“错”?
无论古代说的“金银错”,还是今天说的“错金银”,金银二字容易明白,但“错”字对一般人来说,就不是那么容易理解了。
汉字是世界上含义最丰富的文字,而“错”字又比一般汉字的含义,还要丰富得多。据《康熙字典》、《中华大字典》等书的解释,它至少有十多种不同的含义。但是,我们这里说的是金银错,这个“错”字,就必须和金银联系起来才能说清楚;同时,还要以金银错流行的那个时代的人对错字解释为准,否则,上下数千年,海阔天空地谈论,那就会“月迷津渡,雾失楼台”,什么都不用说了。
汉代是我国金银错工艺最盛行的年代,那个时期人们是怎样说的呢?汉代有一位见多识广的大学问家许慎,他编了一部叫《说文解字》的大字典,该书对“错”字,只有一种解释:“错,金涂也,从金,昔声”。
金银错最流行的汉代,对“错”字的全部解释,就只有上述八个字,说明那时所说的金银错,就是把金银涂画于青铜器上的意思。清代杰出的文字训诂学家段玉裁注释说:“涂,俗作涂,又作,谓以金措其上也”。所以,广义一点说,就是凡是在器物上布置金银图案的,就可以叫金银错。如用金钱绣成图案花纹的背心,汉代就叫“金错绣裆”(《西京杂记》卷一)。在漆器上做金银图形的,叫“金漆错”。(《后汉书·舆服志》)中华辞海编辑委员会编辑的,由上海辞书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出版的《辞海》,对“错”字的第一解便是:“错,用金涂饰”。饰,就是纹饰。《康熙字典》对“错”字的解释,是引《集韵》:“金涂谓之错”。所以,在二千年后的今天,无论我们怎样去解释金银错,都应以二千年前,也就是金银错最流行的那个年代对它的解释为依据,何况,古今字典的解释也是完全一致的。
二、金银错工艺的装饰手法
我国古代在青铜器上做金银图案纹饰的方法,目前已发现的,主要有二种。
1、镶嵌法:
目前已发现的我国古代金银错青铜器,有的是采用镶嵌的装饰方法,又叫镂金装饰法。一九七三年,我国著名学者史树青,在《文物》上发表了一篇《我国古代的金错工艺》,主要就是谈这种方法。其制作分四个步骤:第一步是作母范预刻凹槽,以便器铸成后,在凹槽内嵌金银。第二步是錾槽。“铜器铸成后,凹槽还需要加工錾凿,精细的纹饰,需在器表用墨笔绘成纹样,然后根据纹样,錾刻浅槽,这在古代叫刻镂,也叫镂金”。第三步是镶嵌。第四步是磨错。“金丝或金片镶嵌完毕,铜器的表面并不平整,必须用错(厝)石磨错,使金丝或金片与铜器表面自然平滑,达到严丝合缝的地步”。
2、涂画法:
这是汉代金银错的主要装饰手法,这从汉人对“错”字的解释:“错,金涂也”,就可以看出来。
根据文献记载和出土实物,“金涂”法主要工序如下:
(1)制造“金汞剂”:
“金汞齐”的制造是一个化学过程,即是把黄金碎片放在坩锅内,加温至摄氏四网络以上,然后再加入为黄金七倍的汞,使其溶解成液
.体,制成所谓的“泥金”。
(2)金涂:
用泥金在青铜器上涂饰各种错综复杂的图案纹饰,或者涂在预铸的凹槽之内。
(3)金烤:
用无烟炭火温烤,使汞蒸发,黄金图案纹饰就固定于青铜器表面。
这种方法,今天有人称为“鎏金”,但古代叫“金错”。因为古代图画纹饰也叫“错”。《史记·赵世家》:“翦发纹身,错臂左衽”。原注:“谓以丹青错画其臂也”。古代画彩也叫“错彩”,钟嵘《诗品》卷中:“汤惠休曰:谢(谢灵运)诗如芙蓉出水,颜(颜延之)如错彩镂金”。错彩和镂金是两码事:如前面所说第一种镶嵌法,也就是史树青所谓的镂金法;而这里所说的第二种方法,即“金涂”法,就是“错彩”。如果把全器都涂上金,而没有“错彩”,没有任何花纹图案,是素面,就不能叫“金错”。
在汉代青铜器工艺的流程中,有一道专门的金银错工序,负责这道工序的工人,叫“金银涂章文工”,“章文”是文章、纹饰的意思,所谓“金银涂章文”,就是在青铜器上,用金银涂饰花纹图案。由于汉代有“物勒工名”的制度,所以,在一些汉代金银错青铜器铭文中,常常见到有“金银涂章文工”,“黄涂工”,或简称“涂工”的工种名字。
在现存的战国秦汉金银错铜器中,多数是用这种“金银涂”方法制成的。我们发现,许多被考古和文物专家称颂的一些精美金银错青铜器,它的金银错纹饰脱落处,没有任何凹痕,一眼就可看出,其金银错纹饰不是嵌上去的,而是涂上去的。如一九八七年河北省平山县中山王墓出土的金银错虎吞鹿器座,是举世公认的金银错代表作品,但细心的人一定会发现,这件器物虎尾上的金错纹饰脱落了一小块,但脱落处并没有丝毫凹痕,明知不是嵌的,而是涂的。还有,传为河南省洛阳金村战国墓出土的错金银斗兽纹镜,也是公认的金银错精品,但仔细观察,发现错金脱落处,也无任何凹痕,一看便知是用的“金涂”法。又如现存美国沙可乐美术馆的鸟纹壶,是一件公认的金银错精品,但其金银错脱落的地方,也没有任何凹痕,一望便知为“金涂法”产品。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很多,真是不胜枚举。
三、金银错工艺的装饰题材和内容
我国古代金银错的装饰题材和内容,主要有下面几种:
1、铭文:
青铜器上的铭文是在商代出现的,最先是铸造的,战国秦汉多是刻的或錾的,但是,无论是铸的,还是錾刻的,铭文与铜器的本色没有区别,粗心的人,有时会对铭文视而不见。但是,从春秋时期错金银工艺兴起后,人们在铜器上用黄金错成铭文,这样,铭文就熠熠生辉,人们一见到青铜器,金光闪动的铭文,就抢先进入你的眼睛,尤其是,青铜器经过地下千年埋藏,其表面已变成深色的“绿漆古”或“黑漆古”,而金错铭文,则数千年光辉丝毫不减,这样,它们就好象夏夜深蓝色天空闪烁的星星,非常美观!
目前我们能见到最早的错金银青铜器,就是一件错金铭文的栾书罐,是春秋中期的,器高四八.四公分,素面,颈至肩下,有金错铭文五行共四十字。铭文大意是:在正月季春,栾书作此器,用以祭祀祖先,希望长寿,子孙永宝用。栾书是春秋时期晋国的大臣,卒于公元前五七三年。目前,我们尚未见到过比此更早的错金青铜器。
自公元前六世纪金错铭文开了个头,从此之后,竞相仿效,风行了近一千年,其高峰期是春秋后期至汉代。
金银错本身是一种装饰工艺,为了追求装饰美,铭文从此发生了变化,铭文的位置,从器内移于器表,并刻意进行经营。金错铭文一般使用各种美术字,其中用得最多的,是吴越鸟虫书。
鸟虫书又名虫书、鸟篆、鸟籀,是篆书中的花体,往往用虫鸟组成笔画,似书似画,饶有情趣。金错鸟虫书铭文,在春秋至战国早期,多用于兵器上,秦汉则见于壶等容器上,如上海博物藏金银错鸟篆纹铜壶和河北省满城西汉墓出土的金错鸟篆纹铜壶。
有些青铜器金错铭文,虽然不是鸟虫书,但也有图案化、艺术化的倾向。如一九五七年安徽寿县出土的战国金错鄂君启节,上有金错铭文三一二字,字体似草叶篆,线条劲细飘逸,横竖笔划交叉处,常常以圆点装饰,好似点点明星,散落于字里行间,非常美观。
2、几何纹图案:
金银错青铜器多用几何纹装饰,其中尤其以几何云纹最多见。
金银错几何云纹,与以往青铜器的几何云纹不同,其主要特点是,它既有几何图案所固有的严谨规则构成的骨法,而又在规则中求变化。如多使用细而匀称的云纹涡线,而旋转的细涡线之间,是用较宽的面来联结,这种纹饰富有节奏感和律动美,显得格外清新和活泼。几何图案的创新,是战国秦汉金银错工艺一个突出的艺术成就。
此外,几何图案,还有菱纹、三角纹、雷纹、勾连纹等,但都不是主要纹饰。
3、动物纹、狩猎纹以及各种动物造型的青铜器上的眼、眉、鼻、嘴、爪、毛、羽的描画等。
中国古代在金属器物表面镶嵌黄金丝或片的方法。又称金错。镶嵌银或铜,则为错银、错铜。工艺分制槽、镶嵌、磨错三步。多用于铜器或铁器表面装饰。已知出土的有春秋时期山西浑源的红铜镶嵌狩猎纹豆(如图,豆:盛食器和礼器。),河北满城汉墓的错金博山炉、错金书刀、错金银豹等。
特种工艺的一种。在器物上用金属丝镶嵌成花纹或文字为饰。亦指用这种工艺制成的器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