⑴ 大月氏的贵霜王朝
据《后汉书·西域传》：
初，月氏为匈奴所灭，遂迁于大夏，分其国为休密、双靡、贵霜、肸顿、都密，凡五部翕候。后百余岁，贵霜翕候丘就却攻灭四翕候，自立为王，国号贵霜王。侵安息，取高附地。又灭濮达、罽宾，悉有其国。丘就却年八十余死，子阎膏珍代为王。复灭天竺，置将一人监领之。月氏自此之后，最为富盛，诸国称之皆曰贵霜王。汉本其故号，言大月氏云。
文中分其国，显然是指大夏国，意即大月氏王将大夏国臣民分为五部翕候，并非大月氏族本身分为五部。一些西方学者不大了解月氏族前史，误认为月氏族本是分为五部的，至丘就却始得统一，也有些中国学者认为月氏至大夏后发生分裂，这些意见都是靠不住的。月氏很早就有以月氏王为代表的中央政权，当时匈奴、乌孙等游牧民族也都有自己的王，这种统一的中央集权制是集中力量、求得生存的关键，很难想象月氏到大夏后会自取衰弱，发生分裂。从中国史料来看，月氏占领大夏后都妫水北岸为王庭，可见当时是有月氏王的，又据《魏略·西戎传》，西汉哀帝元寿元年（公元前二年），博士弟子景卢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屠经》，可见公元前二年时仍有大月氏王存在，根本没有月氏族分成五部之事。不管五翕候是大夏人还是月氏人，毫无疑问都是月氏王所任命并从属于月氏王国的，按说两种可能性都存在，但既然后来贵霜翕候丘就却统一五部并占领月氏全国后自称贵霜王而不是大月氏王，可见贵霜及其他四翕候是大夏人（塞人）而非月氏人。因此贵霜王朝与大月氏王朝是两个不同的民族所建立的两个王朝，不可混为一谈。贵霜王朝是建立在大月氏王朝之后的由大夏人创立的王朝。
过去历史学家一直以为贵霜王朝是由大月氏人所创立。但其后随着更多过去的历史文物被发掘、更多古文献被解读，这个看法被证实是错的。
关于贵霜王朝的时代虽有争论，但基本上可定为公元一世纪中期以前建立，延至一世纪末期或二世纪初期。在丘就却早期的铸币上，其称号只是Yavugasa，相当于Jabga即叶护、翕候，可见此时他还是月氏王属下的一个将军，而在公元38年，其称号就改为大王（Maharaja）了。丘就却享寿很久，八十多岁才死，其子阎膏珍约公元75年始即王位，在位二十余年。或认为丘就却与阎膏珍之间尚有一个自称Soter Megas（伟大救世主）的权臣当国，其实这不过是阎膏珍的一个称号，并非另有其人。因为《后汉书》中明明说阎膏珍继其父为王，此史料来自于班超之子班勇，而当时月氏国（贵霜王朝）与汉朝关系密切，这一记载肯定有所依据，不能轻易否定。
丘就却在钱币上称为Kujula Kadphises，阎膏珍称为Wema Kadphises，故或称前者为伽德菲塞斯一世，称后者为二世。贵霜王朝即伽德菲塞斯王系事实上只有两代，因为在其前后诸王中再没发现号称Kadphises的。一般认为，迦腻色伽王系是在伽德菲塞斯王系之后开始出现的，有人把迦腻色伽王一世（Kaniska I）即位之年定为公元78年，有人定为128年，还有人定为144年等等，但这些说法都与中文史料特别是佛教中的记载相左。羽溪了谛在《大月氏之佛教》中将迦王一世定在丘就却之前，以之为公元前58年的毗讫罗摩（Vikrama）纪元的创立者，或近其实，但这一说法还缺乏比较充分的根据，尚须进一步的论证。
迦王一世在丘就却之前的观点之所以难于得到承认，主要是由于西方学者出于对汉文史料的误解，认定丘就却之前月氏处在五部分治的状态，而丘就却就是最早统一月氏的首领，故不能接受在其以前尚有月氏诸王的看法。今既明贵霜族不属月氏族，贵霜王朝以前月氏王统一直存在，迦王一世在贵霜王朝之前就可以理解了。迦腻色伽王系存在了98或99年，后来突然中断，有的学者认为是由于波斯萨珊王朝沙普尔一世（Shapur I）于公元242年对月氏国的侵略，故将迦王纪年定公元144年或稍早一些。而若认为迦王一世始于公元前58年，这一王系突然中断的原因也很明白，那就是由于丘就却公元40年时的崛起。
这一假说完全符合佛教的记载。玄奘在《大唐西域记》卷二中指出迦腻色伽王为佛灭后四百年时人，一般认为佛于公元前486年灭化，公元前58年正当佛灭四百年间。佛教史料还记载迦王一世与胁尊者（Parshva）同时，而据禅宗史传及其他史料，胁尊者为第十代持法者，即便置之于公元前86年时（胁尊者晚年得道，故长于迦王）也须四十年一代，故不可能迟至公元后一世纪或更晚。迦王一世还是第三次（或排为第四次）结集的发起者，当时佛教正处在部派时期，各派之间的歧义和争论很厉害，迦王日请一僧入宫说法，结果每人讲的都不一样，他深感部派纷争对佛教不利，便与胁尊者商议发起结集，对十八部的说法进行整理记录，并召集以世友为上首的五百罗汉对经律论三藏进行解释，后来编成《大毗婆沙论》。由于这次结集改变了佛教部派纷争的局面，使佛教徒致力于修证和研讨佛法，从而促成了在理论和证果上具有更大成就的大乘佛教的产生。一般认为，大乘佛教产生于迦王之后，而在公元二世纪中期来华的支娄迦谶所译的经典则几乎全属大乘，如果将迦王一世即位时间定为128年或144年，就很难解释这一事实。因为大乘佛教的产生需要一定的时间，而经典的传播又需要一段时间，很难想象迦王一世一结集就马上有大量的大乘经典出现，且立即得到承认，又在三四十年内立即传到中国。
根据耆那教的传说，毗讫罗摩纪元是邬阇衍那（Ujjain）国王超日王（Vikramaditya）创建的，他推翻了塞种人在当地的统治，后人又将超日王附会为笈多王朝的旃陀罗·笈多二世（Chandra Guptall），因为他有塞种人之敌（Shakari）的称号，同样是塞人的战胜者。可见这一纪元是与对塞人的战胜有关的，而迦王一世既然定都健陀罗的白沙瓦（Peshawar），就必然会与原来占据此地的塞人发生冲突，根据铭文及其他资料的记载，迦王一世占据的地方甚广，几至整个北印度，邬阇衍那一带大概也在其势力范围之内，很可能他在此地与塞人开战并战胜了他们，将其逐至更远的西南一带（古吉拉特一带），因此获得了超日王的称号。由于迦王一世领土很广，其中包括许多民族的人民，他本人又倡导佛法，实行仁政，并不强调自己的民族特征，故得到大多数民众的支持，印度诸族也不以异族视之，故此纪元由摩腊婆（Malava）部落流传下来，成为印度通用的纪元。
然而，许多学者认为毗讫罗摩纪元是由塞王阿泽斯一世（Azes I）创立的，据说还得到最新的考古资料的支持（1），对此应当如何解释呢？这两种观点显然是根本冲突的，一种认为是塞种人所建，一种认为是为纪念战胜塞人而建。坚持毗讫罗摩纪元是为纪念战胜塞人而建的传说由来已久，比较可靠。也许阿泽斯一世与此相近或稍早，故后世塞人遂认定是阿泽斯一世所建，称之为Ayasa，即阿泽斯纪元。也许现有的资料还无法完全说明公元前58年或其前后的一段时间内月氏与塞人、安息人的关系以及当时健陀罗、叹叉始罗（Taxila）等地的归属问题，但最有可能的是阿泽斯一世的时代较迦王一世稍早，后者最终占领了健陀罗、叹叉始罗等地并将罽宾（克什米尔）纳入自己的版图，但迦王一世及其后世诸王既然自称王中之王，很可能在其帝国之内仍有许多从属于月氏王的诸小王及州长的存在，他们有一定的独立性，甚至可以发行货币，但都从属于大月氏王。这些小王中可能有些是塞人的王或州长，也许是前塞王的后裔。佛教史料记载迦王一世在结集后将罽宾施给僧众，并未进行直接统治，可能还保留了原来罽宾的塞王（即阿泽斯一世的后继者）。
根据铭文和钱币，迦王一世的统治共二十八年。在其纪元二十八年时，胡维什卡（Huviska）继位，从铭文来看，此王的统治至少至迦王纪元六十年（公元1年）时或更长。胡维什卡同样是热衷于倡导佛教的，他继承了迦王一世的宗教政策，兼容各种宗教，并且致力于佛教的传播。据前述公元前2年大月氏王曾派使者伊存来华传弘佛教，口授博士弟子景卢《浮屠经》，此大月氏王当为胡维什卡。又据罗马史料记载，在奥古斯都皇帝即位时，许多印度藩王遣使致贺，斯特拉波及其他作者提到有一个强大的印度王，名叫波鲁斯或Pandion，遣使臣带着一封用希腊文写的信于公元前25年自巴里伽扎出发，四年后到达Samos，信中称其王下辖六百小国。随使者出发的还有一个名叫Zarmano Chegas的佛教僧人，此人后在雅典为宣明正法而自焚。使者带来的礼物有猛虎、大鸟、蚺蛇、巨龟等。此印度王当为公元前31年即位的胡维什卡，近人王治来也认为此使团应为贵霜帝国（实为大月氏王国）的使团（2），而当时当国的正是胡维什卡。在公元前25年在位的君临六百小国、倡导佛法的印度王只能是胡维什卡，其他国王或如阿泽斯二世及南印诸王既未如此强大，又不象胡维什卡那样积极传播佛教。
继胡维什卡而立的是韦苏提婆（Vasudeva），他大概于迦王纪元64或67年即位，至迦王纪元98或99年结束。与前两代月氏王不同，韦苏提婆从其名字上看似与对Vasudeva～Krishna（韦苏提婆～克里希纳）的崇拜有关，但从钱币上看不到这位印度教神祗黑天的图像，其大多数钱币上描绘了湿婆和公牛，这种钱币后为阎膏珍所仿制。从其铭文来看，他对耆那教似乎更有兴趣，其铭文大多数是关于耆那教的，佛教的很少。从铭文上看他对马土腊所在的恒河上游一带控制牢固，从钱币的发现来看他曾统治过西巴基斯坦和阿富汗部分地区，但对其统治的有效程度则难以断定。许多学者认为在其统治的后期出现了衰落，他的钱币在西北一带难得一见，故很可能已与西北诸省失去了联系。
韦苏提婆统治的衰落促成了丘就却（Kujula Kadphises）的崛起。由于韦苏提婆统治中心南移，他对西北诸省乃至月氏故地的控制力减弱，这对于居住在东北部山区的丘就却来说是一个发展壮大的有利时机。根据《魏书·西域传》及近人考证，贵霜治地大概在《大唐西域记》所载达摩悉铁帝的都城昏驮多，位于Wakhan西部 Ab～j Panja 河左岸（3），处在阿姆河上游南岸及克什米尔以北的狭长山区中。丘就却首先统一了周围的四翕候，自立为贵霜王，进而西侵安息，占领高附（今喀布尔一带），在其力量壮大后，又占领了此时可能已与韦苏提婆失去了联系的濮达（Bactria）即原大夏，尔后又面下占领了罽宾，将原来的月氏王国尽为己有（悉有其国），尽管汉文史料未明言丘就却是否南下占领马土腊，但韦苏提婆的统治确实就此告终，其时大约在公元40年或41年，即迦王纪元98或99年。
丘就却是佛教的热衷者，在他的钱币上有一尊佛陀坐像，他还自称正法的坚定信仰者（Dharmathidasa）。据羽溪了谛在《大月氏佛教》中的考证，丘就却与马鸣同时。他曾以马鸣、佛钵、一亿金钱作为华氏国王求和的条件，一说是马鸣、佛钵、三亿金钱。《付法藏传》、《法显传》等多种中国史料记载月氏王至弗楼沙（白沙瓦）求取佛钵运回北方，由于两代迦王都定都此地，不可能将佛钵取至北方供养。丘就却父子定都北方的巴克特拉（4），而阎膏珍不信佛法，故来取佛钵的只能是丘就却。《婆薮盘豆法师传》云马鸣为佛灭后五百年时人，正与丘就却之时相当。又马鸣为胁尊者再传弟子，其与胁尊者相差近百年也很合理。马鸣《大庄严论经》卷三、卷六两处提及迦王一世（ 真檀迦腻吒王），卷六云我昔曾闻，拘沙种中有王，名真檀迦腻吒，讨东天竺… …，可见马鸣以前确有迦王一世，如认定丘就却与马鸣同时，迦王一世就肯定在丘就却之前。从中还可看到，丘就却利用马鸣篡改历史，将月氏族的迦王改为拘沙（为贵霜即Kuhan的别译）种，即贵霜族，由于马鸣声誉极高，名震全印，于是后世诸国都只知道贵霜，不知月氏了，月氏诸王也就成了贵霜之王。
丘就却享寿八十余岁，其子阎膏珍即位时肯定已不年轻。一般认为，阎膏珍约于公元75年即位，在位二十余年。阎膏珍即位后继续征讨天竺，使贵霜帝国的领土更为扩大，达到极盛状态。他在钱币上称为Wema Kadphises，还发行了印制精良的金币。由于其父丘就却不再沿用迦王纪元，故阎膏珍使用了多种纪元，其纪元年代数大至279，小至122，显然用的不是一个纪元，由此致使一些学者误认为在他与丘就却之间尚有一个权臣当国。至于他所用的纪元究竟是哪几种尚难考定，但可以肯定的是他既未延用一种固定的纪元，又未创立自己的纪元。
月氏与贵霜的混淆由来已久，丘就却以月氏为贵霜，将月氏王说成贵霜种，《后汉书》又本其故号，将贵霜称为大月氏。而既云本其故号，则可能贵霜王亦曾自称月氏王，这种假说得到了证实（5）。在Senavama的一个金筒铭文中，提到Senavarma为Odi之王，Odi应当是月氏的对音。铭文中提到Sadaskano是Kujula Kataphsa（即丘就却）的儿子，号称大王、王中王。此Sadaskano应为前文中的Senavarma即Wema Kadphises，为月氏之王。Sadaskano应为中文史料中阎膏珍的对音。铭文中还提到五个前月氏王：Bhadasena，Medisasena，Vasusena，Uttarsena，Ayidasena.此五王可能是迦腻色伽一世以前的月氏王，由于迦王一世、胡维什卡、韦苏提婆是当时人所共知的三个月氏王，故不再提及。sena或同ska，为称号、族名或姓氏，故五王名字后都有此词。在其他铭文中，还提及Rajula，Sodasa父子，其称号为州长、大州长，此父子或与Kujula，Sadaskano父子为一。可能丘就却父子亲兼马土腊这一重地的州长，迦王一世也有大州长的称号。
月氏与汉王朝一直有良好的关系，因为双方面临着一个共同的强敌～匈奴。阎膏珍继承了月氏的这一传统，在西域多次支持汉西域长史班超，助其平定疏勒，击破莎车。阎膏珍自恃为大国之君，且有功于汉，欲求娶汉公主以结盟好，但在班超眼里，月氏（贵霜）不过同西域属国一样，应当是汉朝的藩属，不应同汉室分庭抗礼，于是断然拒绝了阎膏珍的请求。此事大大刺伤了阎膏珍的自尊心，于是派副王谢（Sahi）率精兵七万于公元90年来攻班超，结果败归求和，自此年年向东汉王朝贡献。这一事件打击了贵霜帝国的实力，更为严重的是损害了阎膏珍大国之君、王中之王的形象，使其中亚强国的地位受到动摇。对于阎膏珍晚年的统治情况难于悉知，但其处境似乎不佳。在他死后，伽德菲塞斯王系即贵霜王朝即告终结。
多数学者认为阎膏珍的后继者是迦王一世，但这种观点既不符合佛教史料，又会使韦西什卡（Vajeska）与迦王二世和迦王一世与胡维什卡统治时间相互冲突的问题无法解决。从佛教史料及铭文来看，他们都是单独进行统治的君主，根本没有与他人分治国土的迹象。因此有些学者提出的迦王二世与胡维什卡分治月氏王国的假说纯属想象，无任何证据。继阎膏珍而立的月氏王应为韦西什卡，他是来自小月氏的推翻贵霜王朝并重建月氏王统的新月氏王。
吕澄先生认为迦腻色伽王是小月氏人，因为其名字前有真檀二字，真檀即于阗的别称，可见其为原居于阗的小月氏人（6）。但真檀、于阗不仅可视为地名，也可视作月氏的异译（7）。马鸣《大庄严论经》提到的真檀迦腻吒王（迦王一世）并非出自于阗的小月氏，真檀只是月氏的意思。但历史上确有小月氏王存在，《马鸣菩萨传》曾提及北天竺小月氏王，此小月氏王统即是由韦西什卡与迦王二世父子开创的后期月氏王统。
韦西什卡父子均未发行货币，只能从铭文及其他史料中发见其历史。卡兰纳的编年史提到胡什卡、朱什卡和迦腻色伽，一般认为朱什卡（Jushka）即是韦西什卡，他在克什米尔修建了朱什卡普腊城及寺院，又兴建了贾亚斯瓦米普腊城，可见他是一个热衷于佛教并对罽宾进行了有效统治的国王。在他所用纪元第二十年的铭文中，他称为大王（Maharaja）、王中王（Rajatiraja）、大帝（Mahat），又称贵霜胄裔（Gushana）。在其纪元的第二十四年、二十八年铭文中，他用大王、王中王、天子（Devaputra）、王（Sahi）这些迦王一世等用过的月氏国王最高称号，不再用贵霜胄裔的称号。
韦西什卡所用的纪元究竟始于何年引起了许多争论。许多学者认为他所用的即是迦王一世纪元，这显然是错误的。因为韦西什卡纪元数至少从二十开始，此时迦王一世尚且在世，韦西什卡怎么可能自称大王、王中王呢？而且如此则迦王二世（韦氏之子）又与胡维什卡的统治时间相冲突，显然不合理。根据卡兰纳的编年史，朱什卡（韦西什卡）与迦王（二世）在胡什卡（胡维什卡）之后，故韦氏所用纪元绝非迦王一世纪元。那么韦西什卡是不是沿用阎膏珍的纪元呢？前文已述阎膏珍并未创立新纪元，而且他所用的纪元数都远远超过了二十，故韦西什卡未用阎膏珍所用过的任何一种纪元。因此韦西什卡很可能在即位之初就创立了新纪元，此纪元应为公元78年纪元即所谓塞种纪元。
韦氏纪元为其子迦王二世所沿用，迦王二世有第四十一年纪元数，而他又于汉安帝元初年间（公元114～119年）在位，故韦氏纪元肯定始于公元80年左右。前文述及阎膏珍约公元75年即位，若认定韦氏纪元始于公元78年，必然又与阎氏统治时间冲突，对这一问题如何解释呢？韦西什卡尽管在公元78年即位，但他当时只是小月氏一个部派的首领，并非大国之君。月氏族西迁之时，有一部分月氏人不能远行，保南山羌，号小月氏，分居在 羌以西远至葱岭的辽阔地带。由于汉朝屡击匈奴，使天山以南的小月氏有了生存和发展的机会，其中一部后来西逾葱岭，在阿姆河上游的山区里居住下来，不断发展，在阎膏珍统治末年时崛起，继而进占整个贵霜帝国，恢复月氏王统，其首领便是韦西什卡。这并非是纯粹的假说和故事，从《大唐西域记》中可以找到依据。
据《西域记》卷三迦湿弥罗条雪山下王传说及卷十二呬摩呾罗国条记载，迦王一世死后，讫利多种称王，毁灭佛法，吐火罗国（大夏）呬摩呾罗（雪山下）王便招集国中勇士三千，化装为商贾，多带宝货，暗藏兵器，翻山越岭，进入罽宾（迦湿弥罗），双从三千人中选出五百精锐以献宝为名进入王宫，刺杀了罽宾王，放逐其宰辅，占领罽宾，复兴佛法，时在佛灭第六百年。从时间上看，韦氏崛起在公元一世纪末期，接近佛灭第六百年。又据卡兰纳的编年史，朱什卡（韦西什卡）在罽宾修建城市和寺院，对之进行了有效的统治，与雪山下王占领罽宾、复兴佛法的业绩相当。玄奘还提到呬摩呾罗其先强国… …葱岭之西，多见臣伏，而此国不过是一个方三千里的山间小国，史料上也未见此国曾为雄霸岭西的强国记载，只能说是由此国发迹的国王后来成为尽占葱岭以西广大疆域的帝王。而韦西什卡父子正为佛灭六百年左右占领罽宾及整个贵霜帝国的君主，与此雪山下王相当。因此可以断定韦西什卡正是玄奘所提及的雪山下王。
韦西什卡为小月氏一部的首领，他趁着丘就却、阎膏珍父子率领五部翕候在外征伐、故地空虚的时机，带领自己的部族悄悄西逾葱岭，来到原五翕候辖区西面土地肥沃的呬摩呾罗地区定居，并逐步发展壮大。在阎膏珍统治末期，他趁机奇兵突袭，占领易守难攻的罽宾，以少胜多，奠定了帝王基业，后来也许是阎氏死后，他又出击各地，占领了整个贵霜帝国。大概在他在位二十年时（公元97年），才开始自称大王，但此时贵霜势力尚未完全消除，故不得已自称贵霜后裔，此举与阎膏珍自称月氏王一样不过是一种策略，并非他真的是贵霜族人。在其纪元二十四年、二十八年及其子迦王二世的铭文中，就再也没有贵霜胄裔的称号了。
阎膏珍之后贵霜王朝是否还存在、韦氏父子及其后诸王是月氏人还是贵霜别支，这些问题尚未有一致的结论。《后汉书》云月氏自此（阎膏珍灭天竺）之后，最为富盛，诸国称之皆曰贵霜王。汉本其故号，言大月氏云，给后世留下一个模糊混淆的记载。诸国称之皆号贵霜王一事得到了证实，以致后世印度及西方学者还多以为贵霜为月氏的代称，既然如此，为什么却说月氏此后最为富盛呢？可见《后汉书》作者是将贵霜视为月氏族一支的，故本其故号，仍称之为大月氏。但后世中国史书及佛教史料全然不提贵霜二字，只言月氏，这是否都是本其故号呢？韦西什卡既未沿用阎膏珍所用的任何纪元，又未采用Kadphises的称号，从其名字及其子号迦王来看，他是以迦腻色伽王系的继承人自居的，不属贵霜系统。根据佛教史，自东汉灵帝时来华的支娄迦谶、支曜及稍后的支亮、支谦等人都被认为是月氏人，故以支为姓。如果当时不是月支人当国，则在月氏政权早已被灭百年之余，他们只能作为贵霜人，或姓归、桂，不大可能以支为姓。而当时及后世来华的所谓贵霜国人从未见以贵霜近音为姓的，可见贵霜帝国早已不复存在。又据《三国志·魏书》记载，太和二年（公元229年）十二月癸丑，大月氏王波调（韦苏提婆二世）遣使奉献，以调为亲魏大月氏王。此国使者既然接受亲魏大月氏王的封号，足证此时国王为大月氏人，绝非贵霜族（大夏）人。余太山以为贵霜与月氏同出Gasiani部，二者都是Gasiani的对译（8），故授予波调的大月氏王与大贵霜王无异，不能由此证明波调是月氏人。即便二族同出一源，也不能由此抹杀二者之间的差异，二族一为征服者，一为被征服者，岂可混为一谈！使者对两种称谓的差异当然非常清楚，因为此国一直与汉室及后来的中央政权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使者绝非对汉文化毫无所知之人。若波调实为贵霜人，使者怎敢把亲魏大月氏王的称号带回去？譬如当今英美两国同出一源，皆说英语，若因此便称美国总统为英国国王，封英王为美国大总统，岂能为人接受！因此阎氏之后当国者皆为月氏人，并不存在所谓的第二、第三、第四贵霜。
继韦氏而立的为其子迦腻色伽二世。迦王二世为迦王一世之后最伟大的月氏王，在他统治时期，月氏帝国达到极盛状态，疆域极为辽阔，其势力范围向东一度逾越了葱岭，迫使疏勒等国献质臣服，西北包括索格底亚那、花拉子模、大宛，南方的旁遮普、信德、马土腊、恒河河谷乃至比哈尔邦等地都属其领土。玄奘《西域记》卷一、卷四等多处提到迦王二世，云其威被邻国，化洽远方，治兵广地，至葱岭东，河西蕃维，畏威送质，而《后汉书》记载疏勒国臣磐曾于安帝元初年间被送往月氏为质。这表明迦王二世在元初年间当国，并且声势赫赫，威振远方。他还于迦毕试、健陀罗、支那仆底等三处修建伽蓝，使质子三时居住，照顾毕周。他处处效仿迦王一世，倡导佛法，修建伽蓝，还开采矿产，兴修水利，发展商业，使月氏帝国在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达到极盛状态，甚至超过了其祖先迦王一世治时。
由于许多学者将迦王一世定为阎膏珍的后继者，致使迦王二世与一世的事迹相互混淆，难以分辨。但根据佛教史料可以对之大致划分。与胁尊者同时并召集第三次结集的是迦王一世，马鸣《大庄严论经》与《大毗婆沙论》所记史事属一世，而威振西域、迫使河西蕃维献质的为迦王二世。《杂宝藏经》卷七所记是将迦王一世、丘就却、迦王二世等诸王事迹混在一起，而拥有智臣摩 罗、名医遮罗迦的或许是迦王二世，因为迦王一世的辅相为天法。《杂宝藏经》云迦王时四海之内，三方已定，唯有东方，未来归附，故欲逾葱岭东征，后终未果，此迦王当为一世，其东征也许是为了光复故土。《付法藏传》卷五记迦王之事最悉，基云三海归化，北海未服，迦王欲兴师北伐，臣民厌战，乘其衰病之时被覆捂杀之，此迦王当为二世，因为其时葱岭以东已在其势力范围之内，无须东征，此次北伐或许是为了复仇，即征讨极北之地的匈奴残部。迦王二世的这次北征给他本人及国家带来了悲剧性的结局，导致臣民离心，身死非命。迦王一世至其纪元二十八年时终老，同年胡维什卡即位，可见政权是顺利交接的，不存在被弑问题。据阿剌（Ara）刻文，迦王二世为韦希什卡之子，故应于韦氏纪元二十八年（公元105年）继立，又据马土腊和西旁遮普的铭文，他可能是在韦氏纪元54年及60年仍在位，其统治大概结束于韦氏纪元60年（公元137年）。
迦王二世由于死于非命，在他死后可能国家出现了一段时间的混乱，国势也由此而衰，四境出现分裂和叛离的情况，但月氏王国尽管受到严重削弱，却依然存在，此后又出现了一个迦腻色伽王，通称迦王三世，他也许是二世之子，也许是其孙子或其他的月氏王族后裔，但可以肯定的是由他结束了帝国的混乱局面，保住了帝国的统一和大部分疆域。根据其货币和卡兰纳的编年史，他的领土包括巴克特里亚、健陀罗、锡斯坦、旁遮普、克什米尔等地，但帝国南方的重地马土腊及北方有索格底亚那、花拉子模地区可能已经丧失。迦王三世发行了大量货币，统治时间相当长，或许在四十年以上。
继迦王三世而立的是韦苏提婆二世，他的货币发现相当稀少，或许在他统治期间帝国遭到进一步的衰减，他是月氏王国最后一个君主，却在中国正史上留下了自己的名字。前文已述他于公元229年遣使至奉献，被魏封为亲魏大月氏王。在他之后，由于萨珊王朝的兴起，月氏王国遭到毁灭性的打击，从此统一的月氏王国不复存在，只留下盘踞一隅的残余政权或大国附庸。
⑵ 历史上印度有哪些血泪史
01/
雅利安人的入侵
第一个顶上印度这块地的是一个位于中亚的古老游牧民族——雅利安人。
公元前12世纪左右，雅利安人离开了印欧草原，来到了伊朗高原，他们很快就发现了兴都库什山脉的缺口。说起来，兴都库什（Hin Kush）也是他们命名的，意思是杀死印度人。
而当时的“印度人”，被雅利安人称为“达萨人”，意思是“敌人”。
这种达萨人，在史学界被认为是古代印度达罗毗荼人的后裔。当时的达罗毗荼人，在印度河和恒河流域过着定居的农业生活，他们的生产方式和生活习惯，都和雅利安人大相径庭。
然而，作为好战的游牧民族，雅利安人身材高大，还拥有达罗毗荼人闻所未闻的马匹，他们拥有着马匹和战车，战斗经验也远远超过生性懦弱的达罗毗荼人，很快就占领了印度河上游的五河流域。达罗毗荼人一部分人被屠戮，一部分人被驱逐，剩下的大部分人都成为了奴隶。
这段历史被称为“吠陀时期”。
吠陀其实是一种包含了大量综合知识的宗教文献，影响非常深远。甚至直到今天，印度教徒在出生、婚姻和死亡等人生大事的礼仪上，依然需要沿袭古老的吠陀仪式。
然而，虽然雅利安人是胜利者，但是他们作为游牧民族，在文明程度上却落后于达罗毗荼人，因此他们选择在农业耕作、生活方式、文字等方面向后者学习，自己的氏族部落组织形式则逐渐解体。值得一提的是，《吠陀》等经书正是吸收了达罗毗荼人的文化之后所写就的。
作为胜利者，他们发展出了此前没有的等级制度和私有制，自己也成为了统治阶级。但是很快他们就发现了一个问题，有一些雅利安人和被统治者产生了通婚，为了阻止这种不良倾向，维护自身种族纯洁性，他们逐渐发展出了种姓制度。
⑶ 中国古人不畏艰难，为促进文化交流贡献的故事有哪些
郑和下西洋 张骞出使西域 班超 鉴真 玄奘
张骞出使西域
张骞，汉族，字子文，汉中郡成固（今陕西省城固县）人，西元前2世纪，中国汉代旅行家，外交家，与卓越的探险家，对丝路的开拓有重大的贡献。西汉成固人（今陕西城固县）。开拓汉朝通往西域的南北道路，并从西域诸国引进了汗血马、葡萄、苜蓿、石榴、胡桃、胡麻等等。
西汉时期外交家。汉中成固（今陕西城固）人。汉武帝建元元年（ 前140）为郎。武帝欲联合大月氏共击匈奴，张骞应募任使者，于建元三年-前138出陇西，经匈奴，被俘。在匈奴10年余，娶妻生子，但始终秉持汉节。后逃脱，西行至大宛，经康居，抵达大月氏，再至大夏，停留了一年多才返回。在归途中，张骞改从南道，依傍南山，企图避免被匈奴发现，但仍为匈奴所得，又被拘留一年多。元朔三年（前126），匈奴内乱，张骞乘机逃回汉朝，向汉武帝详细报告了西域情况，武帝授以太中大夫。张骞在大夏时，得知由蜀（今四川盆地）西南取道身毒（今印度）可通大夏，因劝武帝开西南夷道，但为昆明夷所阻，未能通。元朔六年，张骞随卫青征匈奴，有功，封博望侯。元狩二年（前121），与李广出右北平（今河北东北部）击匈奴；张骞因迟误军期，当斩，用侯爵赎罪，得免为庶人。后张骞复劝武帝联合乌孙（在今伊犁河流域），武帝乃拜骞为中郎将，公元前119年率300人，牛羊金帛以万数，出使乌孙。张骞到乌孙，分遣副使往大宛、康居、月氏、大夏等旁国,此行也取得了很大的成果,西域各国也派使节回访长安.乌孙遣使送张骞归汉，并献马报谢。元鼎二年（前115），张骞还。翌年卒 。他所遣副使后相继引西域诸国使者来汉；乌孙后来终于与汉通婚，共击破匈奴。汉能通西域，由张骞创立首功。因张骞在西域有威信，后来汉所遣使者多称博望侯以取信于诸国。张骞对开辟从中国通往西域的丝绸之路有卓越贡献，至今举世称道。西域诸国当时无史籍记载，张骞所报道，备载于《史记》、《汉书》中，是研究中亚史所根据的原始资料，具有重要价值。
张骞已经完成了探索中亚的史诗般的功业。他两次启程前往边远的西域，第一次在公元前139年，第二次在公元前115年。①在进行这些冒险行动时期，他在匈奴度过了几年囚犯生活；他观察了印度北部的生活状况；他注意到在大夏有中国货；他派代表远至粟特，甚至安息。由于一次历史的意外，在大夏消除了希腊的主要影响后，张骞访问了那些地区；我们完全可以推测，如果他早几十年来到那里，并亲眼目睹希腊世界的活生生的文明，中国的文化会受到什么样的影响。这些并不是推测：张骞及时地报道了与西北诸国往来的可能性；他暗示了与那些地区通商的潜在价值。他还指出了与象中国那样反匈奴的其他民族结盟的好处。
由于张骞的建议，汉朝扩张的主要矛头首先指向西北。秦帝国原来的防线向西延伸，最后以敦煌附近的玉门为终点。建造新城墙（大部分为土质工事）的目的有三。它保卫中国领土，防止突然袭击；它阻止那些希望逃避法办或税役义务的人逃走；它形成了一条有保护的路线，使货物在有一定安全措施的条件下得到护送。土质工事本身的证据以及戍军留在废物坑中的文字记录证实了汉朝军队保持的专业水平，以及他们定期视察、常规信号和例行巡逻、一切行动坚持严守时刻的情况。
武帝建元二年(前139年)，张骞奉命率领一百多人，从陇西(今甘肃临洮)出发。一个归顺的“胡人”、堂邑氏的家奴堂邑父，自愿充当张骞的向导和翻译。他们西行进入河西走廊。这一地区自月氏人西迁后，已完全为匈奴人所控制。正当张骞一行匆匆穿过河西走廊时，不幸碰上匈奴的骑兵队，全部被抓获。匈奴的右部诸王将立即把张骞等人押送到匈奴王庭(今内蒙古呼和浩特附近)，见当时的军臣单于(老上单于之子)。
军臣单于得知张骞欲出使月氏后，对张骞说：“月氏在吾北，汉何以得往？使吾欲使越，汉肯听我乎？”这就是说，站在匈奴人的立场，无论如何也不容许汉使通过匈奴人地区，去出使月氏。就像汉朝不会让匈奴使者穿过汉区，到南方的越国去一样。张骞一行被扣留和软禁起来。
匈奴单于为软化、拉拢张骞，打消其出使月氏的念头，进行了种种威逼利诱，还给张骞娶了匈奴的女子为妻，生了孩子。但均未达到目的。他“不辱君命”、“持汉节不失”。即始终没有忘记汉武帝所交给自己的神圣使命，没有动摇为汉朝通使月氏的意志和决心。张骞等人在匈奴一直留居了十年之久。
至元光六年(前129年)，敌人的监视渐渐有所松弛。一天，张骞趁匈奴人的不备，果断地离开妻儿，带领其随从，逃出了匈奴王庭。
这种逃亡是十分危险和艰难的。幸运的是，在匈奴的十年留居，使张骞等人详细了解了通往西域的道路，并学会了匈奴人的语言，他们穿上胡服，很难被匈奴人查获。因而他们较顺利地穿过了匈奴人的控制区。
但在留居匈奴期间，西域的形势已发生了变化。月氏的敌国乌孙，在匈奴支持和唆使下，西攻月氏。月氏人被迫又从伊犁河流域，继续西迁，进入咸海附近的妫水地区，征服大夏，在新的土地上另建家园。张骞大概了解到这一情况。他们经车师后没有向西北伊犁河流域进发，而是折向西南，进入焉耆，再溯塔里木河西行，过库车、疏勒等地，翻越葱岭，直达大宛(今苏联费尔干纳盆地)。路上经过了数十日的跋涉。
这是一次极为艰苦的行军。大戈壁滩上，飞沙走石，热浪滚滚；葱岭高如屋脊，冰雪皑皑，寒风刺骨。沿途人烟稀少，水源奇缺。加之匆匆出逃，物资准备又不足。张骞一行，风餐露宿，备尝艰辛。干粮吃尽了，就靠善射的堂邑父射杀禽兽聊以充饥。不少随从或因饥渴倒毙途中，或葬身黄沙、冰窟，献出了生命。
张骞到大宛后，向大宛国王说明了自己出使月氏的使命和沿途种种遭遇，希望大宛能派人相送，并表示今后如能返回汉朝，一定奏明汉皇，送他很多财物，重重酬谢。大宛王本来早就风闻东方汉朝的富庶，很想与汉朝通使往来，但苦于匈奴的中梗阻碍，未能实现。汉使的意外到来，使他非常高兴。张骞的一席话，更使他动心。于是满口答应了张骞的要求，热情款待后，派了向导和译员，将张骞等人送到康居(今苏联乌兹别克和塔吉克境内)。康居王又遣人将他们送至大月氏。
不料，这时大月氏人，由于新的国土十分肥沃，物产串富，并且距匈奴和乌孙很远，外敌寇扰的危险已大大减少，改变了态度。当张骞向他们提出建议时，他们已无意向匈奴复仇了。加之，他们又以为汉朝离月氏太远，如果联合攻击匈奴，遇到危险恐难以相助。张骞等人在月氏逗留了一年多，但始终未能说服月氏人与汉朝联盟，夹击匈奴。在此期间，张骞曾越过妫水南下，抵达大夏的蓝氏城(今阿富汗的汗瓦齐拉巴德)。元朔元年(前128年)，动身返国。
归途中，张骞为避开匈奴控制区，改变了行军路线。计划通过青海羌人地区，以免匈奴人的阻留。于是重越葱岭后，他们不走来时沿塔里木盆地北部的“北道”，而改行沿塔里木盆地南部，循昆仑山北麓的“南道”。从莎车，经于阗(今和田)、鄯善(今若羌)，进入羌人地区。但出乎意料，羌人也已沦为匈奴的附庸，张骞等人再次被匈奴骑兵所俘，又扣留了一年多。
元朔三年(前126年)初，军臣单于死了，其弟左谷蠡王自立为单于，进攻军臣单于的太子于单。于单失败逃汉。张骞便趁匈奴内乱之机，带着自己的匈奴族妻子和堂邑父，逃回长安。这是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从武帝建元二年(前139年)出发，至元朔三年(前126年)归汉，共历十三年。出发时是一百多人，回来时仅剩下张骞和堂邑父二人。所付出的代价是何等高昂!
张骞这次远征，仅就预定出使西域的任务而论，是没有完成。因为他未能达到同大月氏建立联盟，以夹攻匈奴的目的。如从其产生的实际影响和所起的历史作用而言，无疑是很大的成功。自春秋以来，戎狄杂居泾渭之北。至秦始皇北却戎狄，筑长城，以护中原，但其西界不过临洮，玉门之外的广阔的西域，尚为我国政治文化势力所未及。张骞第一次通使西域，使中国的影响直达葱岭东西。自此，不仅现今我国新疆一带同内地的联系日益加强，而且中国同中亚、西亚，以至南欧的直接交往也建立和密切起来。后人正是沿着张骞的足迹，走出了誉满全球的“丝绸之路”。张骞的“凿空”之功，是应充分肯定的。
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既是一次极为艰险的外交旅行，同时也是一次卓有成效的科学考察。张骞第一次对广阔的西域进行了实地的调查研究工作。他不仅亲自访问了位处新疆的各小国和中亚的大宛、康居、大月氏和大夏诸国，而且从这些地方又初步了解到乌孙(巴尔喀什湖以南和伊犁河流域)、奄蔡(里海、咸海以北)、安息(即波斯，今伊朗)、条支(又称大食，今伊拉克一带)、身毒(又名天竺，即印度)等国的许多情况。回长安后，张骞将其见闻，向汉武帝作了详细报告，对葱岭东西、中亚、西亚，以至安息、印度诸国的位置、特产、人口、城市、兵力等，都作了说明。这个报告的基本内容为司马迁在《史记·大宛传》中保存下来。这是我国和世界上对于这些地区第一次最翔实可靠的记载。至今仍是世界上研究上述地区和国家的古地理和历史的最珍贵的资料。
汉武帝对张骞这次出使西域的成果，非常满意，特封张骞为太中大夫，授堂邑父为“奉使君”，以表彰他们的功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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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和下西洋
1405年7月11日（明永乐三年）明成祖命郑和率领庞大的二百四十多艘海船、二万七千四百名船员组成的船队远航，访问了30多个在西太平洋和印度洋的国家和地区，加深了中国同东南亚、东非的友好关系。每次都由苏州刘家港出发，一直到1433年（明宣德8年），他一共远航了有七次之多。最后一次，宣德八年四月回程到古里时，在船上因病过逝。民间故事《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将他的旅行探险称之为三宝太监下西洋。
郑和曾到达过爪哇、苏门答腊、苏禄、 彭亨、真腊、古里、暹罗、阿丹、天方、左法尔、忽鲁谟斯、木骨都束等三十多个国家，最远曾达非洲东岸，红海、麦加，并有可能到过澳大利亚。
下‘西洋’的定义：明朝初期以婆罗（Borneo）/文莱为界，以东称为东洋，以西称为西洋，故过去所称南海、西南海之处，明朝称为东洋、西洋，且暹罗湾之海，称为涨海。
【第一次下西洋】
永乐四年(一四0六年)六月，郑和第一次下西洋，顺风南下，到达爪哇岛上的麻喏八歇国。爪哇古名?婆，今印度尼西亚爪哇岛，为南洋要冲，人口稠密，物产丰富，商业发达。
当时，这个国家的东王、西王正在打内战。东王战败，其属地被西王的军队占领。郑和船队的人员上岸到集市上做生意，被占领军误认为是来援助东王的，被西王麻喏八歇王误杀，计一百七十人。郑和部下的军官纷纷请战，说将士的血不能白流，急于向麻喏八歇国进行宣战，给以报复。
“爪哇事件”发生后，西王十分惧怕，派使者谢罪，要赔偿六万两黄金以赎罪。郑和第一次下西洋就出师不利，而且又无辜损失了一百七十名将士，按常情必然会引发一场大规模战斗。然而，郑和得知这是一场误杀，又鉴于西王诚惶诚恐，请罪受罚，于是禀明皇朝，化干戈为玉帛，和平处理这一事件。明王朝决定放弃对麻喏八歇国的赔偿要求，西王知道这件事后，十分感动，两国从此和睦相处。
爪哇岛三宝垄纪念郑和六百周年活动组委会成员向记者谈及此事，都十分敬佩，说郑和对各国不论强弱亲疏，平等对待，一视同仁，即时两国发生冲突，仍能保持极大的克制，委曲求全，以理服人，表现出对邻国的和平共处，睦邻友好，使中国和印尼两国人民的传统友谊源远流长，我们定居在这里也感到脸上有光，我们以郑和为骄傲。
印尼的学者认为，郑和舰队无疑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海上特混舰队，是一支无敌舰队。而郑和七下西洋的二十八年中，真正意义上的对外战争仅有锡兰(今斯里兰卡)一次，而且是在被迫无奈的情况下的防卫性作战。郑和在处理“爪哇事件”中，不但不动用武力，而且不要赔偿，充分体现了郑和是传播和平的使者，他传播的是“以和为贵”的中国传统礼仪，以及“四海一家”、“天下为公”的中华文明。
【第二次下西洋】
永乐五年九月十三日 1407年10月13日 。郑和回国后,立即进行第二次远航准备,主要是送外国使节回国。这次出访所到国家有占城、渤尼 今文莱 、暹罗 今泰国 真腊 今柬埔寨 、爪哇、满刺加、锡兰、柯枝、古里等。到锡兰时郑和船队向有关佛寺布施了金、银、丝绢、香油等。永乐七年二月初一 1409年2月15日 ,郑和、王景弘立《布施锡兰山佛寺碑》,记述了所施之物。此碑现存科伦坡博物馆。郑和船队于永乐七年夏 1409年 回国。
第二次下西洋人数据载有27000人。
【第三次下西洋】
永乐七年九月 1409年10月 船队从太仓刘家港启航,11月到福建长乐太平港驻泊伺风,同年12月从福建五虎门出洋,顺风经过十昼夜到达占城,后派出一支船队从占城直接驶向暹罗。郑和船队离开占城又到真腊,然后顺风到了爪哇、淡马锡 今新加波 、满刺加。郑和在满刺加建造仓库,下西洋所需的钱粮货物,都存放在这些仓库里,以备使用。郑和船队去各国的船只,返航时都在这里聚集,装点货物,等候南风开航回国。郑和船队从满刺加开航,经阿鲁、苏门答刺、南巫里到锡兰。在锡兰,郑和又另派出一支船队到加异勒 今印度半岛南端东岸 、阿拔巴丹和甘巴里。郑和亲率船队去小葛兰、柯枝,最后抵古里,于永乐九年六月十六日 1411年7月6日 回国。
【第四次下西洋】
永乐十年十一月十五日 1412年12月18日 朝廷令郑和进行规模更大的一次远航。永乐十一年 1413年 冬开航。首先到达占城,后率大船队驶往爪哇、旧港、满刺加、阿鲁、苏门答刺。从这里郑和又派分船队到溜山 今马尔代夫群岛 。而大船队从苏门答刺驶向锡兰。在锡兰郑和再次派分船队到加异勒,而大船队驶向古里,再由古里直航忽鲁谟斯 今伊朗波斯湾口阿巴斯港格什姆岛 。这里是东西方之间进行商业往来的重要都会。郑和船队由此启航回国,途经溜山国。后来郑和船队把溜山国作为横渡印度洋前往东非的中途停靠点。郑和船队于永乐十三年七月八日 1415年8月12日 回国。这次航行郑和船队跨越印度洋到达了波斯湾。
第四次下西洋人数据载有27670人。
【第五次下西洋】
永乐十四年十二月十日 1416年12月28日 朝廷命郑和送“十九国”使臣回国。郑和船队于永乐十五年五月 1417年 冬远航,首先到达占城,然后到爪哇、彭亨、旧港、满刺加、苏门答刺、南巫里、锡兰、沙里湾尼 今印度半岛南端东海岸 、柯枝、古里。船队到达锡兰时郑和派一支船队驶向溜山,然后由溜山西行到达非洲东海岸的木骨都束 今索马里摩加迪沙 、不刺哇 今索马里境内 、麻林 今肯尼亚马林迪 。大船队到古里后又分成两支,一支船队驶向阿拉伯半岛的祖法儿、阿丹和刺撒 今也门民主共和国境内 ,一支船队直达忽鲁谟斯。永乐十七年七月十七日 1419年8月8日 郑和船队回国。
【第六次下西洋】
永乐十九年正月三十日 1421年3月3日 ,明成祖命令郑和送十六国使臣回国。为赶东北季风,郑和率船队很快出发,到达国家及地区有占城、暹罗、忽鲁谟斯、阿丹、祖法儿、刺撒、不刺哇、木骨都束、竹步 今索马里朱巴河 、麻林、古里、柯枝、加异勒、锡兰山、溜山、南巫里、苏门答刺、阿鲁、满刺加、甘巴里、幔八萨 今肯尼亚的蒙巴萨 。永乐二十年八月十八日 1422年9月3日 郑和船队回国,随船来访的有暹罗、苏门答刺和阿丹等国使节。
【第七次下西洋】
宝船从龙江关出水
宣德五年六月九日 1430年6月29日 ,明宣宗朱瞻基命郑和再次出使西洋。同年闰十二月初六,船队从龙湾 今南京下关 启航,2月3日集结于刘家港。在刘家港,郑和等立《娄东刘家港天妃宫石刻通番事绩碑》。船队到达福建长乐太平港,在南山三峰塔寺立《天妃灵应之记》石碑。两碑都记下了他们六次出航的历程。宣德六年十二月九日船队从五虎门出洋。这次远航经占城、爪哇的苏鲁马益、苏门答刺、古里、竹步,再向南到达非洲南端接近莫桑比克海峡,然后返航。当船队航行到古里附近时,郑和因劳累过度一病不起,于宣德八年 1433年 四月初在印度西海岸古里逝世。郑和船队由正使太监王景弘率领返航,经苏门答刺、满刺加等地,回到太仓刘家港。宣德八年七月初六（1433年7月22日）郑和船队到达南京。
第七次下西洋人数据载有27550人。
郑和船队到达旧港（今苏门答腊岛的巨港）的时候，突然遭到海盗的拦截袭击。这群海盗的头子叫陈祖义。陈祖义本是广东人，洪武年间跑到现在的南洋，召集一伙人占领了旧港，常常打劫路经此地的商船，许多国家的商人都深受其害。这一次，陈祖义见郑和船队船多兵众，不敢贸然下手，就假意向郑和投降，暗地里却准备打劫船队。郑和及时发现了陈祖义的阴谋，立即部署对策。等陈祖义率众人来抢劫时，他指挥将士们把海盗打败，杀死了五千多人，烧毁了海盗船只十艘，俘获七艘，还活捉了陈祖义。 在锡兰山，国王亚烈苦奈儿赠送了许多礼物给明朝，表示两国修好。哪知贪心不足的亚烈苦奈儿见郑和船队装载了大量金银，就假意请郑和到他的宫殿。盛宴招待之后，他再次向郑和索取金币，暗地里却发兵去劫夺郑和的船队。郑和沉着冷静，了解到锡兰山的大部分兵力已派去攻打船队，都城空虚，就火速传令，调来了两千多将士，出其不意地攻打了锡兰山的都城，生擒了亚烈苦奈儿及其妻子官属。领兵打劫船队的将领听说明军回攻都城，赶忙下令撤兵回救。郑和的军队乘胜杀了个回马枪，又把敌兵打地溃不成军。他们只得向明军投降了。郑和当场释放了投降的将士兵卒，只把亚烈苦奈儿和几个重要官属扣留在船上，然后继续访问其他地区。 当郑和的船队到达木古都束时。国王亲自去迎欢，并且设宴款待。郑和向国王和王妃赠送了丝织品陶器和茶叶。国王送给明朝皇帝一只珍贵动物，叫做“麒麟”，也就是非洲长颈鹿。回来的时候，不仅带回来了十七国的使节，和他们同来中国访问的，其中有的是王子，有的是王叔王弟，都同明朝建立了邦交。郑和还带回来了忽鲁谟斯的狮子、金钱豹、大西马；阿丹国的麒麟、长角马哈兽；木古都束的花福禄和狮子；卜刺哇的千里骆驼和驼鸟。
郑和在国内休整了一年多时间后，永乐十年十一日，成祖又令他第三次远航西洋诸国。这次正好赶上了东北季风时节，郑和的船队顺风而行，不久就到达苏门答刺（今印尼苏门答腊岛）。
苏门答刺刚刚经过一场大的事变，使郑和的访问遇上麻烦。原来，苏门答刺的西面有个那孤儿国。1408年（明乐永六年），那孤儿国和苏门答刺打了一仗，苏门答刺国王中箭身亡。王子年龄尚小，不能替父王报仇。王后却复仇心切，她晓谕全国：谁能领兵打败那孤儿国，替先王报仇，我就嫁给他，并请他当国王。一个有本领的渔夫奋勇领兵打败那孤儿国的军队，杀了他们的国王。渔夫娶了王后，当上了苏门答刺国王。老国王的儿子长大以后很不甘心。他培植了一伙心腹勇士，乘机杀死了渔夫，自己登上王位。郑和到达苏门答刺后，向新国王赠送了许多礼品。 渔夫有个儿子苏干刺，想替父亲报仇，发兵攻打苏门答刺，企图争夺王位。没想到反被新国王打败了。他只得逃到一个叫邻山的地方，自立一寨。他听说郑和赠送给苏门答刺新国王许多礼物，却没有送礼给自己，心中有忌又恨就带领几万兵众，袭击郑和的船队。在苏门答刺的配合下，郑和指挥将士英勇还击，把苏干刺的兵众打得大败，乘胜追击到一个叫南渤利的地方，活捉了苏干刺和他的妻子、儿子。到永乐十三年回国后，永乐帝下令把苏干刺杀了。 1430年（宣德五年六月），明代的第五个皇帝－明宣宗朱瞻基又一次派遣郑和、王景弘率领船队，访问了忽鲁谟斯等二十来个国家。因为这次访问的国家多，地域广，路程远，因而时间也就很长，到1433年才启程回国。不料船队返航至古里（今印度南部西海岸之科泽科德）时，六十三岁的郑因积劳成疾，不幸辞世。王景弘命人把郑和的遗体妥为装殓，准备回国安葬。当时已进入夏季，热带气候酷热，船队航进爪哇（今印尼爪哇岛）时，眼见郑和的遗体难于保存，已不可能运回国内安葬，王景弘只好决定埋葬在当地。
朱棣夺得皇位时，明朝已经建立了三十多年，农业与人们的生活并没有受到这场政变的影响。这时，中国广州等沿海的大都市发展得十分繁荣。在经济获得良好的发展之后，发展海外交通和海外的贸易已经是十分逼切的事。另一方面，朱棣也想利用对外的活动，展示自己的势力，并建立自己的声望。因此，远航的活动就势在必行了。
明代初期，由于朱元璋三十一年得励精图治，农业经济恢复了。在手工业方面，也有了很大的发展：矿治、纺织、陶瓷、造纸、印刷各方面，都比以前有了不同程度的提高。中国的丝织品、瓷器以至一些欧洲国家的欢迎，赢得了很高的声誉。尤其是造船业的发达，航海技术的进步（包括罗盘针的使用，航海经验的积累，航海知识的提高），大批航海水手的养成，以及明初工商业的恢复和发展，宋、元以来中国海外贸易的发达，对外移民的增加，所有这一切，都为郑和下“西洋”准备了坚实的经济基础，提供了较为雄厚的物质条件。明初这种强盛的国势、发达的贸易，本身具有加强同海外各国的联系，扩大海外的贸易和来往的要求。于是，明成祖朱棣决定组织一支强大的船队，前往“西洋”诸国。
郑和下“西洋”的动机和目的，也是明成祖朱棣派遣他出使“西洋”的动机和目的。明朝初年，正是国势向上发展的时期。这时在北方，蒙古的势力已被驱逐出长城以外，明朝的封建统治已十分巩固，加上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国势日趋强盛，这就有可能使它向海外发展。朱棣自认为是“奉天命天君主天下”的“供主”，要海外各国都来朝贡。和历代功利主义的封建帝王一样，朱棣也是一个功利主义者，他也要宣扬国威，向外示富。
到了永乐年间，由于国力强盛，朱棣要建立一个天朝大国的思想就更加强烈。明成祖的个性好大喜功，常常向异域显示中国的富强，对明朝初期对海外的消极政策深表不满，故朝廷对外政策为之一变，即位后便派宦官出国，召各国来朝，此举无疑可以提高明成祖的威望。郑和下西洋便可以在国外显耀兵力，向海外各国夸示中国的富强，宣扬明朝的威德。同时他还想用扬威海外来缓和国内国内一部分人对他武力夺取皇位的不满。
他还想用扬威海外来缓和国内一部分的人对他武力夺取地位的不满。有些书上说的朱棣派郑和下“西洋”，是找寻建文帝朱允炆的下落。据说，“靖难之役”以后，朱允炆出走，不知所终。祖的皇位是发动靖难之变后，从侄儿建文帝手中夺得的。这在猜忌心很重的朱棣看来，自然是一件最不放心的事。明成祖怀疑他逃到海外避难，恐怕他将来对自己构成威胁，所以派郑和下西洋暗中侦察建文帝的踪迹，以杜绝后患。
郑和率领的庞大船队，就其活动的性质来说，既不是一般的商船队，也不是一般的外交使团，而是由封建统治者组织的兼有外交和贸易双重任务的船队。
他出使的任务之一，就是招徕各国称臣纳贡，与这些国家建立起上邦大国与藩属之国的关系。为了完成这一任务，郑和所到各国以后，第一件事便是宣传朱棣的皇帝诏书。向各国宣谕：明朝皇帝奉天乘命的上邦大国之君，是奉“天命天君”的旨意来管理天下的，四方之藩夷都要遵照明朝皇帝说的去做，各国之间不可以众欺寡，以强凌弱，要共享天下太平之福。如果奉召前来朝贡，则礼尚往来，一律从优赏赐。
第二件事便是赠送礼物。赐各国国王诰命银印，赐国王及各级官员冠服和其他礼物，表示愿意和那些国家建立和发展友好的关系。
第三件事是进行贸易活动。以中国的手工业品换取各国的土特产品，使各国为中国的精美、完好的手工业品所吸引，从而愿意来中国称臣纳贡，进行贸易活动。中国出口的丝织品和瓷器等，早就在亚非各国享有盛誉。亚非的很多国家早就想同中国发展贸易关系。只是由于朱元璋“海进政策”，才限制了这种贸易的发展。朱棣取消“海进政策”派遣郑和出使，表明中国恢复了同海外各国的正常贸易。海外各国同时也认为，跟中国纳贡称臣，进行贸易，建立友好关系，是有利可图的事。
第四件事是与南海（今马六甲海峡）国家建立友好关系。
意义
郑和曾到达过爪哇、苏门答腊、苏禄、彭亨、真蜡、古里、暹罗、阿丹、天方、左法尔、忽鲁谟斯、木骨都束等三十多个国家，最远曾达非洲东岸，红海、麦加，并有可能到过澳大利亚。这些记载都代表了中国的航海探险的高峰，比西方探险家达伽马哥伦布等人早80几年。当时明朝在航海技术，船队规模、航程之远、持续时间、涉及领域等均领先于同一时期的西方。
在郑和下西洋的历史意义，还有有许多超出于航海之外的解读。“郑和时代的中国，则是真正承担了一个文明大国的责任：强大却不称霸，播仁爱于友邦，宣昭颁赏，厚往薄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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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有
班超、鉴真、玄奘、等人
⑷ 葡萄是什么时候传入中国的在什么朝代
葡萄是汉武帝时期张骞出使西域引入中国的。
中国最早关于“葡萄”的文字记载是《诗经》，但里面说的是野葡萄，“六月食郁及薁”，“薁”就是野葡萄。这反映出殷商时代的人们已经知道采集并食用各种野葡萄了。但是，今天我们习惯上说的葡萄，指的却是欧洲葡萄，是在汉武帝时期才来到中国的。
西汉时期，张骞出使西域，苜蓿随天马，葡萄出汉臣，葡萄和苜蓿随着天马和张骞传入中国。唐代诗人李颀在《古从军行》写道“年年战骨埋荒外，空见蒲桃入汉家。”，诗里的蒲桃指的就是葡萄。
《古从军行》-唐李颀
白日登山望烽火，黄昏饮马傍交河。
行人刁斗风沙暗，公主琵琶幽怨多。
野云万里无城郭，雨雪纷纷连大漠。
胡雁哀鸣夜夜飞，胡儿眼泪双双落。
闻道玉门犹被遮，应将性命逐轻车。
年年战骨埋荒外，空见蒲桃入汉家。
译文：
白天登山观察报警的烽火台，黄昏时牵马饮水靠近交河边。
昏暗的风沙传来阵阵刁斗声，如同汉代公主琵琶充满幽怨。
旷野云雾茫茫万里不见城郭，雨雪纷纷笼罩着无边的沙漠。
哀鸣的胡雁夜夜从空中飞过，胡人士兵个个眼泪双双滴落。
听说玉门关已被挡住了归路，战士只有追随将军拼命奔波。
年年战死的尸骨埋葬于荒野，换来的只是西域葡萄送汉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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葡萄的营养价值：
葡萄的营养成分葡萄不仅味美可口，而且营养价值很高。成熟的浆果中葡萄含糖量高达10%-30%，以葡萄糖为主。葡萄中的多种果酸有助于消化，适当多吃些葡萄，能健睥和胃。葡萄中含有矿物质钙、钾、磷、铁以及多种维生素B1、维生素B2、维生素B6、维生素C和维生素P等，还含有多种人体所需的氨基酸，常食葡萄对神经衰弱、疲劳过度大有裨益。
研究发现，葡萄比阿司匹林能更好地阻止血栓形成，并能降低人体血清胆固醇水平，降低血小板的凝聚力，对预防心脑血管病有一定作用。每天食用适量的鲜葡萄，不仅会减少心血管疾病的发病风险，还特别有益于那些局部缺血性心脏病和动脉粥样硬化心脏病患者的健康。鲜葡萄中的黄酮类物质，能“清洗”血液，防止胆固醇斑块的形成。葡萄越呈黑色，含黄酮类物质越多，但若将葡萄皮和葡萄籽一起食用，对心脏的保护作用更佳。
⑸ 在《汉书》中对张骞开辟丝绸之路的记载
张骞，汉中人也，建元中为郎。时，匈奴降者言匈奴破月氏王，以其头为饮器，月氏遁而怨匈奴，无与共击之。汉方欲事灭胡，闻此言，欲通使，道必更匈奴中，乃募能使者。骞以郎应募，使月氏，与堂邑氏奴甘父俱出陇西。径匈奴，匈奴得之，传诣单于。单于曰：“月氏在吾北，汉何以得往使？吾欲使越，汉肯听我乎？”留骞十余岁，予妻，有子，然骞持汉节不失。
居匈奴西，骞因与其属亡乡月氏，西走数十日，至大宛。大宛闻汉之饶财，欲通不得，见骞，喜，问欲何之。骞曰：“为汉使月氏而为匈奴所闭道，今亡，唯王使人道送我。诚得至，反汉，汉之赂遗王财物不可胜言。”大宛以为然，遣骞，为发道译，抵康居。康居传致大月氏。大月氏王已为胡所杀，立其夫人为王。既臣大夏而君之，地肥饶，少寇，志安乐。又自以远远汉，殊无报胡之心。骞从月氏至大夏，竟不能得月氏要领。
留岁余，还，并南山，欲从羌中归，复为匈奴所得。留岁余，单于死，国内乱，骞与胡妻及堂邑父俱亡归汉。拜骞太中大夫，堂邑父为奉使君。
骞为人强力，宽大信人，蛮夷爱之。堂邑父胡人，善射，穷急射禽兽给食。初，骞行时百余人，去十三岁，唯二人得还。
骞身所至者，大宛、大月氏、大夏、康居，而传闻其旁大国五六，具为天子言其地形所有，语皆在《西域传》。
骞曰：“臣在大夏时，见邛竹杖、蜀布，问：‘安得此？’大夏国人曰：‘吾贾人往市之身毒国。身毒国在大夏东南可数千里。其俗土著，与大夏同，而卑湿暑热。其民乘象以战。其国临大水焉。’以骞度之，大夏去汉万二千里，居西南。今身毒又居大夏东南数千里，有蜀物，此其去蜀不远矣。今使大夏，从羌中，险，羌人恶之；少北，则为匈奴所得；从蜀，宜径，又无寇。”天子既闻大宛及大夏、安息之属皆大国，多奇物，土著，颇与中国同俗，而兵弱，贵汉财物；其北则大月氏、康居之属，兵强，可以赂遗设利朝也。诚得而以义属之，则广地万里，重九译，致殊俗，威德遍于四海。天子欣欣以骞言为然。乃令因蜀犍为发间使，四道并出：出駹，出莋，出徙、邛，出僰，皆各行一二千里。其北方闭氐、莋，南方闭巂、昆明。昆明之属无君长，善寇盗，辄杀略汉使，终莫得通。然闻其西可千余里，有乘象国，名滇越，而蜀贾间出物者或至焉，于是汉以求大复道始通滇国。初，汉欲通西南夷，费多，罢之。及骞言可以通大夏，及复事西南夷。
骞以校尉从大将军击匈奴，知水草处，军得以不乏，乃封骞为博望侯。是岁，元朔六年也。后二年，骞为卫尉，与李广俱出右北平击匈奴。匈奴围李将军，军失亡多，而骞后期当斩，赎为庶人。是岁，骠骑将军破匈奴西边，杀数万人，至祁连山。其秋，浑邪王率众降汉，而金城、河西并南山至盐泽，空无匈奴。匈奴时有候者到，而希矣。后二年，汉击走单于于幕北。
天子数问骞大夏之属。骞既失侯，因曰：“臣居匈奴中，闻乌孙王号昆莫。昆莫父难兜靡本与大月氏俱在祁连、敦煌间，小国也。大月氏攻杀难兜靡，夺其地，人民亡走匈奴。子昆莫新生，傅父布就翕侯抱亡置草中，为求食，还，见狼乳之，又乌衔肉翔其旁，以为神，遂持归匈奴，单于爱养之。及壮，以其父民众与昆莫，使将兵，数有功。时，月氏已为匈奴所破，西击塞王。塞王南走远徙，月氏居其地。昆莫既健，自请单于报父怨，遂西攻破大月氏。大月氏复西走，徒大夏地。昆莫略其众，因留居，兵稍强，会单于死，不肯复朝事匈奴。匈奴遣兵击之，不胜，益以为神而远之。今单于新困于汉，而昆莫地空。蛮夷恋故地，又贪汉物，诚以此时厚赂乌孙，招以东居故地，汉遣公主为夫人，结昆弟，其势宜听，则是断匈奴右臂也。既连乌孙，自其西大夏之属皆可招来而为外臣。”天子以为然，拜骞为中郎将，将三百人，马各二匹，牛、羊以万数，赍金币帛直数千巨万，多持节副使，道可便遣之旁国。骞既至乌孙，致赐谕指，未能得其决。语在《西域传》。骞即分遣副使使大宛、康居、月氏、大夏。乌孙发道译送骞，与乌孙使数十人，马数十匹。报谢，因令窥汉，知其广大。
骞还，拜为大行。岁余，骞卒。后岁余，其所遣副使通大夏之属者皆颇与其人俱来，于是西北国始通于汉矣。然骞凿空，诸后使往者皆称博望侯，以为质于外国，外国由是信之。其后，乌孙竟与汉结婚。
初，天子发书《易》，曰“神马当从西北来”。得乌孙马好，名曰：“天马”。及得宛汗血马，益壮，更名乌孙马曰“西极马”，宛马曰“天马”云。而汉始筑令居以西，初置酒泉郡，以通西北国。因《益》发使抵安息、奄蔡、B254CD5F、条支、身毒国。而天子好宛马，使者相望于道，一辈大者数百，少者百余人，所赍操，大放博望侯时。其后益习而衰少焉。汉率一岁中使者多者十余，少者五六辈，远者八九岁，近者数岁而反。
是时，汉既灭越，蜀所通西南夷皆震，请吏。置牂柯、越巂、益州、沈黎、文山郡，欲地接以前通大夏。乃遣使岁十余辈，出此初郡，皆复闭昆明，为所杀，夺币物。于是汉发兵击昆明，斩首数万。后复遣使，竟不得通。语在《西南夷传》。
自骞开外国道以尊贵，其吏士争上书言外国奇怪利害，求使。天子为其绝远，非人所乐，听其言，予节，募吏民无问所从来，为具备人众遣之，以广其道。来还不能无侵盗币物，及使失指，天子为其习之，辄复按致重罪，以激怒令赎，复求使。使端无穷，而轻犯法。其吏卒亦辄复盛推外国所有，言大者予节，言小者为副，故妄言无行之徒皆争相效。其使皆私县官赍物，欲贱市以私其利。外国亦厌汉使人人有言轻重，度汉兵远，不能至，而禁其食物，以苦汉使。汉使乏绝，责怨，至相攻击。楼兰、姑师小国，当空道，攻劫汉使王恢等尤甚。而匈奴奇兵又时时遮击之。使者争言外国利害，皆有城邑，兵弱易击。于是天子遣从票侯破奴将属国骑及郡兵数万以击胡，胡皆去。明年，击破姑师，虏楼兰王。酒泉列亭障至玉门矣。
而大宛诸国发使随汉使来，观汉广大，以大鸟卵及眩人献于汉，天子大说。而汉使穷河源，其山多玉石，采来，天子案古图书，名河所出山曰昆仑云。
是时，上方数巡狩海上，乃悉从外国客，大都多人则过之，散财帛赏赐，厚具饶给之，以览视汉富厚焉。大角氐，出奇戏诸怪物，多聚观者，行赏赐，酒池肉林，令外国客遍观名各仓库府臧之积，欲以见汉广大，倾骇之。及加其眩者之工，而角氐奇戏岁增变，其益兴，自此始。而外国使更来更去。大宛以西皆自恃远，尚骄恣，未可诎以礼羁縻而使也。
骞孙猛，字子游，有俊才，元帝时为光禄大夫，使匈奴，给事中，为石显所谮。自杀。
赞曰：“《禹本纪》言河出昆仑，昆仑高二千五百里余，日月所相避隐为光明也。自张骞使大夏之后，穷河原，恶睹所谓昆仑者乎？故言九州山川，《尚书》近之矣。至《禹本纪》、《山经》所有，放
⑹ 嫽在诗经中哪首诗中出现过
传·西域传下
作者：班固
乌孙国，大昆弥治赤谷城，去长安八千九百里。户十二万，口六十三万，胜兵十八万八千八百人。相，大禄，左右大将二人，侯三人，大将、都尉各一人，大监二人，大吏一人，舍中大吏二人，骑君一人。东至都护治所千七百二十一里，西至康居蕃内地五千里。地莽平。多雨，寒。山多松樠。不田作种树，随畜逐水草，与匈奴同俗。国多马，富人至四五千匹。民刚恶，贪狼无信，多寇盗，最为强国。故服匈奴，后盛大，取羁属，不肯往朝会。东与匈奴、西北与康居、西与大宛、南与城郭诸国相接。本塞地也，大月氏西破走塞王，塞王南越县度。大月氏居其地。后乌孙昆莫击破大月氏，大月氏徙西臣大夏，而乌孙昆莫居之，故乌孙民有塞种、大月氏种云。
始张骞言乌孙本与大月氏共在敦煌间，今乌孙虽强大，可厚赂招，令东居故地，妻以公主，与为昆弟，以制匈奴。语在《张骞传》。武帝即位，令骞赍金币住。昆莫见骞如单于礼，骞大惭，谓曰：“天子致赐，王不拜，则还赐。”昆莫起拜，其它如故。
初，昆莫有十余子，中子大禄强，善将，将众万余骑别居。大禄兄太子，太子有子曰岑陬。太子蚤死，谓昆莫曰：“必以岑陬为太子。”昆莫哀许之。大禄怒，乃收其昆弟，将众畔，谋攻岑陬。昆莫与芩陬万余骑，令别居，昆莫亦自有万余骑以自备。国分为三，大总羁属昆莫。骞既致赐，谕指曰：“乌孙能东居故地，则汉遣公主为夫人，结为昆弟，共距匈奴，不足破也。”乌孙远汉，未知其大小，又近匈奴，服属日久，其大臣皆不欲徙。昆莫年老国分，不能专制，乃发使送骞，因献马数十匹报谢。其使见汉人众富厚，归其国，其国后乃益重汉。
匈奴闻其与汉通，怒欲击之。又汉使乌孙，乃出其南，抵大宛、月氏，相属不绝。乌孙于是恐，使使献马，愿得尚汉公主，为昆弟。天子问群臣，议许，曰：“必先内聘，然后遣女。”乌孙以马千匹聘。汉元封中，遣江都王建女细君为公主，以妻焉。赐乘舆服御物，为备官属宦官侍御数百人，赠送甚盛。乌孙昆莫以为右夫人。匈奴亦遣女妻昆莫，昆莫以为左夫人。
公主至其国，自治宫室居，岁时一再与昆莫会，置酒饮食，以币、帛赐王左右贵人。昆莫年老，言语不通，公主悲愁，自为作歌曰：“吾家嫁我兮天一方，远托异国兮乌孙王。穹庐为室兮旃为墙，以肉为食兮酪为浆。居常土思兮心内伤，愿为黄鹄兮归故乡。”天子闻而怜之，间岁遣使者持帷帐锦绣给遗焉。
昆莫年老，欲使其孙岑陬尚公主。公主不听，上书言状，天子报曰：“从其国俗，欲与乌孙共灭胡。”岑陬遂妻公主。昆莫死，岑陬代立。岑陬者，官号也，名军须靡。昆莫，王号也，名猎骄靡。后书“昆弥”云。岑陬尚江都公主，生一女少夫。公主死，汉复以楚王戊之孙解忧为公主，妻岑陬。岑陬胡妇子泥靡尚小，岑陬且死，以国与季父大禄子翁归靡，曰：“泥靡大，以国归之。”
翁归靡既立，号肥王，复尚楚主解忧，生三男两女：长男曰元贵靡；次曰万年，为莎车王；次曰大乐，为左大将；长女弟史为龟兹王绛宾妻；小女素光为若呼翕侯妻。
昭帝时，公主上书，言：“匈奴发骑田车师，车师与匈奴为一，共侵乌孙，唯天子幸救之！”汉养士马，议欲击匈奴。会昭帝崩，宣帝初即位，公主及昆弥皆遣使上书，言：“匈奴复连发大兵侵兵乌孙，取车延、恶师地，收人民去，使使谓乌孙趣持公主来，欲隔绝汉。昆弥愿发国半精兵，自给人马五万骑，尽力击匈奴。唯天子出兵以救公主、昆弥。”汉兵大发十五万骑，五将军分道并出。语在《匈奴传》。遣校尉常惠使持节护乌孙兵，昆弥自将翕侯以下五万骑从西方人，至右谷蠡王庭，获单于父行及嫂、居次、名王、犁氵于都尉、千长、骑将以下四万级，马、牛、羊、驴、橐驼七十余万头，乌孙皆自取所虏获。还，封惠为长罗侯。是岁，本始三年也。汉遣惠持金币赐乌孙贵人有功者。
元康二年，乌孙昆弥因惠上书：“愿以汉外孙元贵靡为嗣，得令复尚汉公主，结婚重亲，畔绝匈奴，原聘马、骡各千匹。”诏下公卿议，大鸿胪萧望之以为：“乌孙绝域，变故难保，不可许。”上美乌孙新立大功，又重绝故业，遣使者至乌孙，先迎取聘。昆弥及太子、左右大将、都尉皆遣使，凡三百余人，入汉迎取少主。上乃以乌孙主解忧弟子相夫为公主，置官属侍御百余人，舍上林中，学乌孙言。天子自临平乐观，会匈奴使者、外国君长大角抵，设乐而遣之。使长罗侯光禄大夫惠为副，凡持节者四人，送少主至郭煌。未出塞，闻乌孙昆弥翁归靡死，乌孙贵人共从本约，立岑陬子泥靡代为昆靡，号狂王。惠上书：“愿留少主郭煌，惠驰至乌孙责让不立元贵靡为昆靡，还迎少主。”事下公卿，望之复以为：“乌孙持两端，难约结。前公主在乌孙四十余年，恩爱不亲密，边竟未得安，此已事已验也。令少主以元贵靡不立而还，信无负于夷狄，中国之福也。少主不止，徭役将兴，其原起此。”天子从之，征还少主。
狂王复尚楚主解忧，生一男鸱靡，不与主和，又暴恶失众。汉使卫司马魏和意、副侯任昌送侍子，公主言狂王为乌孙所患苦，易诛也。遂谋置酒会，罢，使士拔剑击之。剑旁下，狂王伤，上马驰去。其子细沈瘦会兵围和意、昌及公主于赤谷城。数月，都护郑吉发诸国兵救之，乃解去。汉遣中郎将张遵持医药治狂王，赐金二十斤，采缯。因收和意、昌系锁，从尉犁槛车至长安，斩之。车骑将军长史张翁留验公主与使者谋杀狂王状，主不服，叩头谢，张翁捽主头骂詈。主上书，翁还，坐死。副使季都别将医养视狂王，狂王从十余骑送之。都还，坐知狂王当诛，见便不发，下蚕室。
初，肥王翁归靡胡妇子乌就屠，狂五伤时惊，与诸翕侯俱去，居北山中，扬言母家匈奴兵来，故众归之。后遂袭杀狂王，自立为昆弥。汉遣破羌将军辛武贤将兵万五千人至郭煌，遣使者案行表，穿卑鞮侯井以西，欲通渠转谷，积居庐仓以讨之。
初，楚主侍者冯嫽能史书，习事，尝持汉书为公主使，行赏赐于城郭诸国，敬信之，号曰冯夫人。为乌孙右大将妻，右大将与乌就屠相爱，都护郑吉使冯夫人说乌就屠，以汉兵方出，必见灭，不如降。乌就屠恐，曰：“愿得小号。”宣帝征冯夫人，自问状。遣谒者竺次、期门甘延寿为副，送冯夫人。冯夫人锦车持节，诏乌就屠诣长罗侯赤谷城，立元贵靡为大昆弥，乌就屠为小昆弥，皆赐印绶。破羌将军不出塞还。后乌就屠不尽归诸翕侯民众，汉复遣长罗侯惠将三校屯赤谷，因为分别其人民地界，大昆弥户六万余，小昆弥户四万余，然众心皆附小昆弥。
元贵靡、鸱靡皆病死，公主上书言年老土思，愿得归骸骨，葬汉地。天子闵而迎之，公主与乌孙男女三人俱来至京师。是岁，甘露三年也。时年且七十，赐以公主田宅、奴婢，奉养甚厚，朝见仪比公主。后二岁卒，三孙因留守坟墓云。
元贵靡子星靡代为大昆弥，弱，冯夫人上书，愿使乌孙镇抚星靡。汉遣之，卒百人送焉。都护韩宣奏，乌孙大吏、大禄、大监皆可以赐金印紫绶，以尊辅大昆弥，汉许之。后都护韩宣复奏，星靡怯弱，可免，更以季父左大将乐代为昆弥，汉不许。后段会宗为都护，招还亡畔，安定之。
星靡死，子雌栗靡代。小昆弥乌就屠死。子拊离代立，为弟日贰所杀。汉遣使者立拊离子安日为小昆弥。日贰亡，阻康居。汉徙已校屯姑墨，欲候便讨焉。安日使贵人姑莫匿等三人诈亡从日贰，刺杀之。都护廉褒赐姑莫匿等金人二十斤，缯三百匹。
后安日为降民所杀，汉立其弟末振将代。时大昆弥雌栗靡健，翕侯皆畏服之，告民牧马畜无使人牧，国中大安和翁归靡时。小昆弥末振将恐为所并，使贵人乌日领诈降刺杀雌栗靡。汉欲以兵讨之而未能，遣中郎将段会宗持金币与都护图方略，立雌栗靡季父公主孙伊秩靡为大昆弥。汉没入小昆弥侍子在京师者。久之，大昆弥翕侯难栖杀末振将，末振将兄安日子安犁靡代为小昆弥。汉恨不自诛末振将，复使段会宗即斩其太子番丘。还，赐爵关内侯。是岁，元延二年也。
会宗以翕侯难栖杀末振将，虽不指为汉，合于讨贼，奏以为坚守都尉。责大禄、大吏、大监以雌栗靡见杀状，夺金印紫绶，更与铜墨云。末振将弟卑爰疐本共谋杀大昆弥，将众八万余口北附康居，谋欲借兵兼并两昆弥。两昆弥畏之，亲倚都护。
哀帝元寿二年，大昆弥伊秩靡与单于并入朝，汉以为荣。至元始中，卑爰疐杀乌日领以自效，汉封为归义侯。两昆弥皆弱，卑爰疐侵陵，都护孙建袭杀之。自乌孙分立两昆弥后，汉用忧劳，且无宁岁。
姑墨国，王治南城，去长安八千一百五十里。户二千二百，口二万四千五百，胜兵四千五百人。姑墨侯、辅国侯、都尉、左右将、左右骑君各一人，译长二人。东至都护治所二千二十一里，南至于阗马行十五日，北与乌孙接。出铜、铁、雌黄。东通龟兹六百七十里。王莽时，姑墨王丞杀温宿王，并其国。
温宿国，王治温宿城，去长安八千三百五十里，户二千二百，口八千四百，胜兵千五百人。辅国侯、左右将、左右都尉、左右骑君、译长各二人。东至都护治所二千三百八十里，西至尉头三百里，北至乌孙赤谷六百一十里。土地物类所有与鄯善诸国同。东通姑墨二百七十里。
龟兹国，王治延城，去长安七千四百八十里。户六千九百七十，口八万一千三百一十七，胜兵二万一千七十六人。大都尉丞、辅国侯、安国侯、击胡侯、却胡都尉、击车师都尉、左右将、左右都尉、左右骑君、左右力辅君各一人，东西南北部千长各二人，却胡君三人，译长四人。南与精绝、东南与且末、西南与杅弥、北与乌孙、西与姑墨接。能铸冶，有铅。东至都护治所乌垒城三百五十里。
乌垒，户百一十，口千二百，胜兵三百人。城都尉、译长各一人。与都护同治。其南三百三十里至渠犁。
渠梨，城都尉一人，户百三十，口千四百八十，胜兵百五十人。东北与尉犁、东南与且末、南与精绝接。西有河，至龟兹五百八十里。
自武帝初通西域、置校尉，屯田渠犁。是时，军旅连出，师行三十二年，海内虚耗。征和中，贰师将军李广利以军降匈奴。上既悔远征伐，而搜粟都尉桑弘羊与丞相御史奏言：“故轮台东捷枝、渠犁皆故国，地广，饶水草，有溉田五千顷以上，处温和，田美，可益通沟渠，种五谷，与中国同时孰。其旁国少锥刀，贵黄金采缯，可以易谷食，宜给足不乏。臣愚以为可遣屯田卒诣故轮台以东，置校尉三人分护，各举图地形，通利沟渠，务使以时益种五谷，张掖、酒泉遣骑假司马为斥候，属校尉，事有便宜，因骑置以闻。田一岁，有积谷，募民壮健有累重敢徙者诣田所，就畜积为本业，益垦溉田，稍筑列亭，连城而西，以威西国，辅乌孙，为便。臣谨遣征事臣昌分部行边，严敕太守、都尉明烽火，选士马，谨斥候，蓄茭草。愿陛下遣使使西国，以安其意。臣昧死请。”
上乃下诏，深陈既往之悔，曰：
前有司奏，欲益民赋三十助边用，是重困老弱孤独也。而今又请遣卒田轮台。轮台西于车师千余里，前开陵侯击车师时，危须、尉犁、楼兰六国子弟在京师者皆先归，发畜食迎汉军，又自发兵，凡数万人，王各自将，共围车师，降其王。诸国兵便罢，力不能复至道上食汉军。汉军破城，食至多，然士自载不足以竟师，强者尽食畜产，羸者道死数千人。朕发酒泉驴、橐驼负食，出玉门迎军。吏卒起张掖，不甚远，然尚厮留其众。曩者，朕之不明，以军候弘上书言“匈奴缚马前后足，置城下，驰言‘秦人，我匄若马’”，又汉使者久留不还，故兴遣贰师将军，欲以为使者威重也。古者卿大夫与谋，参以蓍龟，不吉不行。乃者以缚马书遍视丞相、御史、二千石、诸大夫、郎为文学者，乃至郡属国都尉成忠、赵破奴等，皆以“虏自缚其马，不祥甚哉！”或以为“欲以见强，夫不足者视人有余。”《易》之卦得《大过》，爻在九五，匈奴困败。公军方士、太史治星望气，及太卜龟蓍，皆以为吉，匈奴必破，时不可再得也。又曰：“北伐行将，于鬴山必克。”卦诸将，贰师最吉。故朕亲发贰师下鬴山，诏之必毋深入。今计谋卦兆皆反缪。重合侯得虏候者，言：“闻汉军当来，匈奴使巫埋羊牛所出诸道及水上以诅军。单于遗天子马裘，常使巫祝之。缚马者，诅军事也。”又卜“汉军一将不吉”。匈奴常言：“汉极大，然不能饥渴，失一狼，走千羊。”
乃者贰师败，军士死略离散，悲痛常在朕心。今请远田轮台，欲起亭隧，是扰劳天下，非所以优民也。今朕不忍闻。大鸿胪等又议，欲募囚徒送匈奴使者，明封侯之赏以报忿，五伯所弗能为也。且匈奴得汉降者，常提掖搜索，问以所闻。今边塞未正，阑出不禁，障候长吏使卒猎兽，以皮肉为利，卒苦而烽火乏，失亦上集不得，后降者来，若捕生口虏，乃知之。当今务在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修马复令，以补缺，毋乏武备而已。郡国二千石各上进畜马方略补边状，与计对。
由是不复出军。而封丞相车千秋为富民侯，以明休息，思富养民也。
初，贰师将军李广利击大宛，还过杅弥，杅弥遣太子赖丹为质于龟兹。广利责电兹曰：“外国皆臣属于汉，龟兹何以得受杅弥质？”即将赖丹入至京师。昭帝乃用桑弘羊前议，以杅弥太子赖丹为校尉，将军田轮台，轮台与渠犁地皆相连也。龟兹贵人姑翼谓其王曰：“赖丹本臣属吾国，今佩汉印绶来，迫吾国而田，必为害。”王即杀赖丹，而上书谢汉，汉未能征。
宣帝时，长罗侯常惠使乌孙还，便宜发诸国兵，合五万人攻龟兹，责以前杀校尉赖丹。龟兹王谢曰：“乃我先王时为贵人姑翼所误，我无罪。”执姑翼诣惠，惠斩之。时乌孙公主遣女来至京师学鼓琴，汉遣侍郎乐奉送主女，过龟兹。龟兹前遣人至乌孙求公主女，未还。会女过龟兹，龟兹王留不遣，复使使报公主，主许之。后公主上书，愿令女比宗室入朝，而龟兹王绛宾亦受其夫人，上书言得尚汉外孙为昆弟，愿与公主女俱入朝。元康元年，遂来朝贺。王及夫人皆赐印绶。夫人号称公主，赐以车骑旗鼓，歌吹数十人，绮绣杂缯琦珍凡数千万。留且一年，厚赠送之。后数来朝贺，乐汉衣服制度，归其国，治宫室，作檄道周卫，出入传呼，撞钟鼓，如汉家仪。外国胡人皆曰：“驴非驴，马非马，若龟兹王，所谓骡也。”绛宾死，其子丞德自谓汉外孙，成、哀帝时往来尤数，汉遇之亦甚亲密。
东通尉犁六百五十里。
尉犁国，王治尉犁城，去长安六千七百五十里。户千二百，口九千六百，胜兵二千人。尉犁侯、安世侯、左右将、左右都尉、击胡君各一人，译长二人。西至都护治所三百里，南与鄯善、且未接。
危须国，王治危须城，去长安七千二百九十里。户七百，口四千九百，胜兵二千人。击胡侯、击胡都尉、左右将、左右都尉、左右骑君、击胡君、译长各一人。西至都护治所五百里，至焉耆百里。
焉耆国，王治员渠城，去长安七千三百里。户四千，口三万二千一百，胜兵六千人。击胡侯、却胡侯、辅国侯、左右将、左右都尉、击胡左右君、击车师君、归义车师君各一人，击胡都尉、击胡君各二人，译长三人。西南至都护治所四百里南至尉犁百里，北与乌孙接。近海水多鱼。
乌贪訾离国，王治于娄谷，去长安万三百三十里。户四十一，口二百三十一，胜兵五十七人。辅国侯、左右都尉各一人。东与单桓、南与且弥、西与乌孙接。
卑陆国，王治天山东乾当国，去长安八千六百八十里。户二百二十七，口千三百八十七，胜兵四百二十二人。辅国侯、左右将、左右都尉、左右译长各一人。西南至都护治所千二百八十七里。
卑陆后国，王治番渠类谷，去长安八千七百一十里。户四百六十二，口千一百三十七，胜兵三百五十人。辅国侯、都尉、译长各一人，将二人。东与郁立师、北与匈奴、西与劫国、南与车师接。
郁立师国，王治内咄谷，去长安八千八百三十里。户百九十，口千四百四十五，胜兵三百三十一人。辅国侯、左右都尉、译长各一人，东与车师后城长、西与卑陆、北与匈奴接。
单桓国，王治单桓城，去长安八千八百七十里。户二十七，口百九十四，胜兵四十五人。辅国侯、将、左右都尉、译长各一人。
蒲类国，王治天山西疏榆谷，去长安八千三百六十里。户三百二十五，口二千三十二，胜兵七百九十九人。辅国侯、左右将、左右都尉各一人。西南至都护治所千三百八十七里。
蒲类后国，王去长安八千六百三十国。户百，口千七十，胜兵三百三十四人，辅国侯、将、左右都尉、译长各一人。
西且弥国，王治天山东于大谷，去长安八千六百七十里。户三百三十二，口千九百二十六，胜兵七百三十八人。西且弥侯、左右将、左右骑君各一人。西南至都护治所千四百八十七里。
东且弥国，王治天山东兑虚谷，去长安八千二百五十里。户百九十一，口千九百四十八，胜兵五百七十二人。东且弥侯、左右都尉各一人。西南至都护治所千五百八十七里。
劫国，王治天山东丹渠谷，去长安八千五百七十里。户九十九，口五百，胜兵百一十五人。辅国侯、都尉、译长各一人。西南至都护治所千四百八十七里。
狐胡国，王治车师柳谷，去长安八千二百里。户五十五，口二百六十四，胜兵四十五人。辅国侯、左右都尉各一人。西至都护治所千一百四十七里，至焉耆七百七十里。
山国，王去长安七千一百七十里。户四百五十，口五千，胜兵千人。辅国侯、左右将、左右都尉、译长各一人。西至尉犁二百四十里，西北至焉耆百六十里，西至危须二百六十里，东南与鄯善、且末接。山出铁，民出居，寄田籴谷于焉耆、危须。
车师前国，王治交河城。河水分流绕城下，故号交河。去长安八千一百五十里。户七百，口六千五十，胜兵千八百六十五人。辅国侯、安国侯、左右将、都尉、归汉都尉、车师君、通善君、乡善君各一人，译长二人。西南至都护治所千八百七里，至焉耆八百三十五里。
车师后国，王治务涂谷，去长安八千九百五十里。户五百九十五，口四千七百七十四，胜兵千八百九十人。击胡侯、左右将、左右都尉、道民君、译长各一人。西南至都护治所千二百三十七里。
车师都尉国，户四十，口三百三十三，胜兵八十四人。
车师后城长国，户百五十四，口九百六十，胜兵二百六十人。
武帝天汉二年，以匈奴降者介和王为开陵侯，将楼兰国兵始击车师，匈奴遣右贤王将数万骑救之，汉兵不利，引去。征和四年，遣重合侯马通将四万骑击匈奴，道过车师北，复遣开陵侯将楼兰、尉犁、危须凡六国兵别击车师，勿令得遮重合侯。诸国兵共围车师，车师王降服，臣属汉。
昭帝时，匈奴复使四千骑田车师。宣帝即位，遣五将将兵击匈奴，车师田者惊去，车师复通于汉。匈奴怒，召其太子军宿，欲以为质。军宿，焉耆外孙，不欲质匈奴，亡走焉耆。车师王更立子乌贵为太子。及乌贵立为王，与匈奴结婚姻，教匈奴遮汉道通乌孙者。
地节二年，汉遣侍郎郑吉、校尉司马憙将免刑罪人田渠犁，积谷，欲以攻车师。至秋收谷，吉、憙发城郭诸国兵万余人，自与所将田士千五百人共击车师，攻交河城，破之。王尚在其北石城中，未得，会军食尽，吉等且罢兵，归渠犁田。收秋毕，复发兵攻车师王于石城。王闻汉兵且至，北走匈奴求救，匈奴未为发兵。王来还，与贵人苏犹议欲降汉，恐不见信。苏犹教王击匈奴边国小蒲类，斩首，略其人民，以降吉。车师旁小金附国随汉军后盗车师，车师王复自请击破金附。
匈奴闻车师降汉，发兵攻车师，吉、憙引兵北逢之，匈奴不敢前。吉、憙即留一候与卒二十人留守王，吉等引兵归渠犁。车师王恐匈奴兵复至而见杀也，乃轻骑奔乌孙，吉即迎其妻子置渠犁。东奏事，至酒泉，有诏还田渠犁及车师，益积谷以安西国，侵匈奴。吉还，传送车师王妻子诣长安，赏赐甚厚，每朝会四夷，常尊显以示之。于是吉始使吏卒三百人别田车师。得降者，言单于大臣皆曰：“车师地肥美，近匈奴，使汉得之，多田积谷，必害人国，不可不争也。”果遣骑来击田者，吉乃与校尉尽将渠犁田士千五百人往田，匈奴复益遣骑来，汉田卒少不能当，保车师城中。匈奴将即其城下谓吉曰：“单于必争此地，不可田也。”围城数日乃解。后常数千骑往来守车师，吉上书言：“车师去渠犁千余里，间以河山，北近匈奴，汉兵在渠犁者势不能相救，愿益田卒。”公卿议以为道远烦费，可且罢车师田者。诏遣长罗侯将张掖、酒泉骑出车师北千余里，扬威武车师旁。胡骑引去，吉乃得出，归渠犁，凡三校尉屯田。
车师王之走乌孙也，乌孙留不遣，遣使上书，愿留车师王，备国有急，可从西道以击匈奴。汉许之。于是汉召故车师太子军宿在焉耆者，立以为王，尽徙车师国民令居渠犁，遂以车师故地与匈奴。车师王得近汉田官，与匈奴绝，亦安乐亲汉。后汉使侍郎殷广德责乌孙，求车师王乌贵，将诣阙，赐第与其妻子居。是岁，元康四年也。其后置戍己校尉屯田，居车师故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