㈠ (世界历史)什么是社会发展的强大杠杆
科学技术革命是推动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强大杠杆
科学技术特别是科学技术革命是“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力量”。马克思对科学技术的伟大历史作用作过精辟而形象的概括，认为科学是“历史的有力的杠杆”，是“最高意义上的革命力量”。
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推动了人类社会的历史进程，特别是极大地促进了欧洲近代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马克思把火药、指南针和印刷术称为预告资本主义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火药把封建社会的贵族骑士阶层炸得粉碎，指南针帮助资产阶级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印刷术变成了科学复兴的手段。近代分工、蒸汽机和机器的应用，成为“18世纪中叶起工业用来摇撼旧世界基础的三个伟大的杠杆”。
近代以来，曾经发生过四次科学技术革命。第一次科技革命发生在18世纪70年代，它以蒸汽机的发明为主要标志，推动了西欧国家相继完成了第一次产业革命，使资本主义生产迅速过渡到机器大工业，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建立奠定了物质基础。第二次科技革命是发生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它以电力的发明为标志。电力取代蒸汽机成为新的动力，使社会生产力又一次得到迅猛发展。第三次科技革命是在20世纪50年代出现的，它以原子能的利用、电子计算机和空间技术的发展为主要标志。第四次科学技术革命是20世纪80年代出现的，它以信息技术、新材料、新能源、生物工程、海洋工程等高科技的出现为标志，推动了人类社会由工业经济形态向信息社会或知识经济形态的过渡。
每一次科学技术革命，都不同程度地引起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的深刻变化和社会的巨大进步。
首先，对生产方式产生了深刻影响。其一，改变了社会生产力的构成要素。科技发展使生产过程自动化程度提高，使劳动者的智能迅速提高，大大地改变了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比例，使劳动力结构向着智能化趋势发展。其二，改变了人们的劳动形式。微电子技术的出现和广泛应用，智能机器代替了人的部分脑力劳动，使人们的劳动方式正在经历着由机械自动化走向智能自动化、由局部自动化走向大系统管理和控制自动化的根本性变革。其三，改变了社会经济结构，特别是导致产业结构发生变革。新的技术革命在推动传统产业现代化的同时，使第三产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日益提高。产业结构的变化又导致就业结构的变化。从事第三产业的人数比例迅速增高，科技人员和管理人员的比例日益增长。科技革命推动了生产规模的扩大，进而推动生产的分工和协作的广泛发展，并使生产社会化的程度进一步提高，最终必然会导致生产关系的变革。
其次，对生活方式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现代科技革命把我们带入了信息时代。伴随科技迅速发展而来的是“知识爆炸”，要求人们不断更新和充实知识，以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学习已日益成为生活中的一项重要内容。现代信息技术为我们提供了处理、储存和传递信息的手段，给学习、工作带来极大便利。现代化的交通、通讯等手段，为人们的交往提供了方便。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使人们自由支配的闲暇时间增多，为人们全面自由的发展创造了更多的机会，使人们能更多地从事科学、艺术、文化、教育等事业的创造性活动。
最后，促进了思维方式的变革。引起思维变化的最切近的基础是实践。科技革命首先通过改变社会环境来促使思维方式的发展，如扩大了人们的交往，开阔了人们的视野。现代科技革命对人的思维方式产生了更重要的影响，主要表现在新的科学理论和技术手段通过影响思维主体、思维客体和思维工具，引起了思维方式的变革。在现代科技革命条件下，人们具有了新的知识理论结构和社会组织结构，能够运用新的理论工具和现代化技术手段，去研究一系列新现象、新领域、新课题。
总之，科学技术是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当今世界科学技术突飞猛进，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若能在科学技术上不断进取，就可能实现社会经济的跨越式发展。事实表明，我国制定并实施“科教兴国”战略，鼓励自主创新，推进国家创新体系建设，促进科技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蓬勃发展，是正确的战略决策。
㈡ 如何理解科技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杠杆作用
科学技术特别是科学技术革命是“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力量”。马克思对科学技术的伟大历史作用作过精辟而形象的概括，认为科学是“历史的有力的杠杆”，是“最高意义上的革命力量”。
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推动了人类社会的历史进程，特别是极大地促进了欧洲近代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马克思把火药、指南针和印刷术称为预告资本主义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火药把封建社会的贵族骑士阶层炸得粉碎，指南针帮助资产阶级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印刷术变成了科学复兴的手段。近代分工、蒸汽机和机器的应用，成为“18世纪中叶起工业用来摇撼旧世界基础的三个伟大的杠杆”。
近代以来，曾经发生过四次科学技术革命。第一次科技革命发生在18世纪70年代，它以蒸汽机的发明为主要标志，推动了西欧国家相继完成了第一次产业革命，使资本主义生产迅速过渡到机器大工业，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建立奠定了物质基础。第二次科技革命是发生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它以电力的发明为标志。电力取代蒸汽机成为新的动力，使社会生产力又一次得到迅猛发展。第三次科技革命是在20世纪50年代出现的，它以原子能的利用、电子计算机和空间技术的发展为主要标志。第四次科学技术革命是20世纪80年代出现的，它以信息技术、新材料、新能源、生物工程、海洋工程等高科技的出现为标志，推动了人类社会由工业经济形态向信息社会或知识经济形态的过渡。
每一次科学技术革命，都不同程度地引起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的深刻变化和社会的巨大进步。
首先，对生产方式产生了深刻影响。其一，改变了社会生产力的构成要素。科技发展使生产过程自动化程度提高，使劳动者的智能迅速提高，大大地改变了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比例，使劳动力结构向着智能化趋势发展。其二，改变了人们的劳动形式。微电子技术的出现和广泛应用，智能机器代替了人的部分脑力劳动，使人们的劳动方式正在经历着由机械自动化走向智能自动化、由局部自动化走向大系统管理和控制自动化的根本性变革。其三，改变了社会经济结构，特别是导致产业结构发生变革。新的技术革命在推动传统产业现代化的同时，使第三产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日益提高。产业结构的变化又导致就业结构的变化。从事第三产业的人数比例迅速增高，科技人员和管理人员的比例日益增长。科技革命推动了生产规模的扩大，进而推动生产的分工和协作的广泛发展，并使生产社会化的程度进一步提高，最终必然会导致生产关系的变革。
其次，对生活方式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现代科技革命把我们带入了信息时代。伴随科技迅速发展而来的是“知识爆炸”，要求人们不断更新和充实知识，以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学习已日益成为生活中的一项重要内容。现代信息技术为我们提供了处理、储存和传递信息的手段，给学习、工作带来极大便利。现代化的交通、通讯等手段，为人们的交往提供了方便。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使人们自由支配的闲暇时间增多，为人们全面自由的发展创造了更多的机会，使人们能更多地从事科学、艺术、文化、教育等事业的创造性活动。
最后，促进了思维方式的变革。引起思维变化的最切近的基础是实践。科技革命首先通过改变社会环境来促使思维方式的发展，如扩大了人们的交往，开阔了人们的视野。现代科技革命对人的思维方式产生了更重要的影响，主要表现在新的科学理论和技术手段通过影响思维主体、思维客体和思维工具，引起了思维方式的变革。在现代科技革命条件下，人们具有了新的知识理论结构和社会组织结构，能够运用新的理论工具和现代化技术手段，去研究一系列新现象、新领域、新课题。
总之，科学技术是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当今世界科学技术突飞猛进，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若能在科学技术上不断进取，就可能实现社会经济的跨越式发展。事实表明，我国制定并实施“科教兴国”战略，鼓励自主创新，推进国家创新体系建设，促进科技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蓬勃发展，是正确的战略决策。
㈢ 传统制造业是高杠杆企业吗
当前中国经济的高杠杆问题已经引起普遍的关注，大家讨论中国经济风险，几乎三句话不离高杠杆。中国经济是否进入了风险铁三角？
美国经济学家雷恩哈特和罗格夫在2009年出了一本畅销书：《这次不一样》。一个主要的结论，是钱借多了、杠杆太高，容易出问题。自2008年以来，中国的杠杆率一直在快速上升，这让人担心中国版金融危机是否正在不断逼近。最近国际清算银行做了一个研究报告，提出在很多国家出现了风险铁三角现象：第一，生产率下降；第二，杠杆率上升；第三，政策空间收窄。三个因素搅合在一起，很难走出来，所以叫风险铁三角。这三个方面的问题，当前中国经济中似乎也都存在。
今年政府提出五大经济政策任务“三去一降一补”，其中一个是去杠杆。目前看，去杠杆政策的成效不大，任重道远。实际上，无论是学界、业界还是政界，对高杠杆问题有普遍的担忧，但在很多具体问题上，认识并不深入，起码共识不清晰。
谈到杠杆率，国际比较中常用综合性指标是M2/GDP。中国的负债率做一个简单的跨国比较可以看到，M2占GDP比率已经达到200%，美国是80%。除了日本比我们高，再比我们高的已经不多。还有一个更常见的综合性指标是非金融负债与GDP之比，我国目前是240%左右，这个数字超过多数新兴市场经济的水平，但跟发达经济比的水平相似。
但如果我们简单地拿这类数字来下结论，还需要考虑一些结构性的因素。更重要的是，中国杠杆率太高其实还是一个笼统的概念。如果细分一下，比如把非金融部门再分成政府、家庭和企业来研究，我们发现其实政府的负债率并不高，居民部门也不算太高，负债率最高的是企业，非金融企业负债与GDP之比达到160%，在全世界都算是很高的比率了。继续细分下去，我们再把政府分成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发现地方比中央的高。
政府杠杆率太高有什么问题？研究发现，如果一个国家公共债务占GDP的比重在30%以下，GDP增长率平均为4.1%；这一比重在30%-90%时，GDP平均增长率大概在2.8%；这一比例超过90%，GDP平均增长率为2.2%。显然，政府举债对GDP增长的效应有负面影响。
中国企业的负债率太高似乎是共识，总体达到160%。但各行业的杠杆率差异很大，最高的是房地产与采矿业。如果进一步分解成国企与民营企业，它们的杠杆率也不相同。另外，研究也发现民营企业的杠杆率的提升对GDP增长贡献比较大，国企差一些。这样看来，如果加杠杆，加民营企业的杠杆更好，如果去杠杆，去国企的杠杆更好。但现实情况恰恰相反，在经济前景不确定的情况下，银行更愿意把钱借给国企，民企反而会变得更加保守，它们的杠杆率会下降。这意味着即使政府想刺激经济增长，但发出的钱更多地流入到了效率相对较低的国企。国企加杠杆、民企去杠杆，从效率的角度看，这可能是我们不愿意看到的现象，换句话说，杠杆的质量在下降。这不但令生产率下降，政策空间也会大打折扣，因而出现了风险铁三角。这就是当前最令人头痛的困局。
为什么会走入这样一个境地？我的解释是三个双轨制。第一个双轨制是国企和非国企的双轨制；第二是要素市场的双轨制，政府对金融、土地等诸多生产要素的干预还很明显；第三是金融行业的双轨制，传统大银行与互联网金融等市场化金融并行。我们国企与民企杠杆率的分化问题，其实也与这三个双轨制有关，简单地看，国企和民企所受到的政府的支持是不一样的。国企面对软预算约束，受市场纪律约束相对较少，即便绩效一般，银行也会认为把钱借给国企更安全。从微观层面看，这完全没问题。从宏观层面看，资源不断流向效率相对较低的部门，这就是一个大问题。
当前中国经济要往前走，关键是新旧产业的更替。今后要用创新驱动经济发展，但新产业往往得不到好的金融服务。传统的制造业有很多国企，杠杆率已经很高，下不来，继续占用大量的金融资源。无论是东南沿海劳动力密集型的制造业，还是西北、东北的资源型企业，很多已经失去自生能力。但东南沿海的产业调整非常快，东北、西北的产业调整比较艰难，因此形成了很多僵尸企业。中国当前过剩产能问题严重的领域，僵尸企业也很多。
但是对于去杠杆，我们的预期也应该切合实际。去杠杆的重点应该放在改善杠杆的构成与质量，一句话就是增加好杠杆、减少坏杠杆。第一个建议是去僵尸。当然，去僵尸也不是说简单关门了事，中央政府还应该在就业安排和不良资产处置等方面提供支持，尽量让这个过程变得相对平稳。
第二个建议是终结双轨制。进一步推进市场化改革，尤其是金融体系的改革。让国
㈣ 资本集中的两个有力杠杆
资本集中的两个强有力的杠杆是竞争和信用。竞争使大资本吞并小资本，而信用则一方面加强了竞争，另一方面促进了股份公司的发展和资本的联合。
㈤ 西方经济学 简答题 什么事生产率，其决定因素有哪些
您好！
货币乘数是基础货币与货币供应量扩张关系的数量表现,即中央银行创造或缩减一单位的基础货币,能使货币供应量增加或减少的倍数。
货币乘数的大小由以下四个因素决定：
（1）法定准备金率。定期存款与活期存款的法定准备金率均由中央银行直接决定。通常，法定准备金率越高，货币乘数越小；反之，货币乘数越大。
（2）超额准备金率。商业银行保有的超过法定准备金的准备金与存款总额之比，称为超额准备金率。显而易见，超额准备金的存在相应减少了银行创造派生存款的能力，因此，超额准备金率与货币乘数之间也呈反方向变动关系，超额准备金率越高，货币乘数越小；反之，货币乘数就越大。
（3）现金比率。现金比率是指流通中的现金与商业银行活期存款的比率。现金比率的高低与货币需求的大小正相关。因此，凡影响货币需求的因素，都可以影响现金比率。例如银行存款利息率下降，导致生息资产收益减少，人们就会减少在银行的存款而宁愿多持有现金，这样就加大了现金比率。现金比率与货币乘数负相关，现金比率越高，说明现金退出存款货币的扩张过程而流入日常流通的量越多，因而直接减少了银行的可贷资金量，制约了存款派生能力，货币乘数就越小。
（4）定期存款与活期存款间的比率。由于定期存款的派生能力低于活期存款，各国中央银行都针对商业银行存款的不同种类规定不同的法定准备金率，通常定期存款的法定准备金率要比活期存款的低。这样即便在法定准备金率不变的情况下，定期存款与活期存款间的比率改变也会引起实际的平均法定存款准备金率改变，最终影响货币乘数的大小。一般来说，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定期存款对活期存款比率上升，货币乘数就会变大；反之，货币乘数会变小。
总之，货币乘数的大小主要由法定存款准备金率、超额准备金率、现金比率及定期存款与活期存款间的比率等因素决定。
存款货币的创造过程
商业银行信用创造的基本原理对各类存款来说都是成立的。
在理解创造过程时，作出了五个方面的假设
第一、
商业银行只保留法定存款准备金，超额存款准备金全部用于放款或投资；
第二、商业银行的客户（包括存款人和借款人）将其一切收入均存入银行，并使用支票结算方式，不提取现金；
第三、银行体系由中央银行以及至少两家以上的商业银行组成；
第四、商业银行只经营支票存款（活期存款），不经营定期存款，即存款形式没有转化的渠道；
第五、法定的存款准备金率为20％，原始存款为10万元。
要理解具体的创造过程，采用t型帐户的形式进行了说明，从这么一个过程可以看出，一笔原始存款，在整个银行体系存款扩张原理的作用下，可以产生出大于原始存款若干倍的派生存款出来。这个派生存款数额的大小，主要取决于两个因素：原始存款数额的大小、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的高低。派生存款与原始存款数额成正比，与法定存款准备金率成反比。
㈥ 是努力去杠杆还是在默默加杠杆
凤凰财经讯 在2014年已经较高债务的基础上，2015年的中国经济继续加杠杆，而今年依然继续提高。
近日，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警示：目前我国金融杠杆率不断提高，去年已经超过警戒线，并且至今还在继续提高，这蕴藏着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危险，必须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也指出，目前我国货币增长继续放大，不但不能去杠杆，还要迅速提高杠杆率。王小鲁担忧称，在此情况下，未来我们离金融危机将不远。
那么我国政府、居民和企业的杠杆情况分别如何呢？今日华泰证券[1.04% 资金 研报]在华尔街见闻发布最新研究结果，对这一情况进行了分析。
中央、地方政府：已接近国际警戒线，仍持续加杠杆
统计显示，截至2015年底，全国政府债务约为388250亿元，占GDP比重为57.37%，国际警戒线为60%，可见我国政府部门杠杆率已然偏高，但低于发达国家。然而，从政府此前表态可以预见，为“稳增长”今后一段时期政府部门仍将处于加杠杆进程。
有许多学者反映，政府部门的“钱”应该花在“正地方”，财政支出应该是帮助经济结构升级、转型的支出。市场预计我国今年一季度的社会融资规模会超过5.5万亿元，而其中居民部门加杠杆基数相对较小，所以5.5万亿元的社会融资，绝大部分还是进入了传统的地方政府的融资平台。广发证券[1.37% 资金 研报]首席经济学家刘煜辉表示其经过调研发现，“地方政府拿这个钱，在现有的政策激励下也没什么人干活，大部分又买入了银行的理财产品，这是中国目前的金融空转的状态。”
居民部门：加杠杆进程，但远低于发达国家
华泰证券报告显示，我国居民部门负债率与发达国家相比明显低，与新兴经济体相比则略高。负债率低与我国的高储蓄率有着必然的联系，此外，居民部门的债务构成单一，只有贷款，其中住房抵押贷款为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15年楼市回暖，购房需求集中释放，人们纷纷前去申请公积金贷款买房。近日数据显示，北京、上海、深圳、南京、苏州、合肥、福州等多城市公积金贷款额度吃紧，公积金账户几乎出现“被贷空”的现象。今年房地产持续高温，这一现象恐怕会加剧。
企业部门：去杠杆进程，未来几年仍将持续
报告数据显示，上市公司企业资产负债率变化较为平稳，呈稳中有降格局，工业企业则呈一个明显的下降趋势。产能过剩行业以及部分传统行业去杠杆效果明显。而房地产、部分服务业、新兴产业等行业在不断加杠杆，尤其是房地产行业“加杠杆”明显。此外，大中型国有企业资产负债率明显偏高，地方企业高于中央企业。
华泰证券预期，企业部门去杠杆趋势在未来几年仍将持续。
需要注意的是，虽然企业部门处于加杠杆进程，但是我国企业部门的杠杆率较高。数据显示，我国非金融企业部门杠杆率，无论与发达国家还是新兴经济体相比，均居于首位，高出发达国家平均值80个百分点，高出新兴经济体国家平均值66个百分点。由于经济下行、企业盈利能力恶化，我国非金融企业部门杠杆率近5年内增加了42个百分点。
对此，央行行长周小川多次强调，我国当前金融体系以间接融资为主，特别是商业银行主导，这个金融格局直接造成了我国总体杠杆率偏高的事实。未来我们将通过股权投资，减少企业对于借贷杠杆的依赖性。
我国2016年的五大经济政策任务中，去杠杆位列其首，但是，真的会“去”吗？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长李扬表示，核心问题在于去杠杆和保持适当增长速度存在着矛盾。在经济增速下行趋势未得到扭转的背景下，保持适当增长速度会成为政府的首选。虽然去杠杆关乎经济长远健康发展，但在短期内就会被牺牲。危机持续过程中设定去杠杆的任务，核心的意义在于提醒全社会不能迷失方向，不能过度依赖需求方调控，需要供给侧合理安排去杠杆的路线图。李扬认为，降低杠杆率的唯一出路只能是在控制债务增长速度的同时保持中高速的经济增长。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黄益平表示，在一定意义上我们似乎陷入了一个高杠杆陷阱，因为我们很难接受短期调整的成本，不但宏观层面去杠杆的可能性很低，微观层面的资产重组也很难推进，金融体系转型更是无法一步到位。黄益平建议，短期内不宜在宏观层面过度强调去杠杆，以政府、居民和民企加杠杆配合国企去杠杆。
楼市去库存应加杠杆还是去杠杆？
关于楼市去库存应该是加杠杆还是减杠杆的问题，在两会期间就被讨论得沸沸扬扬。重庆市长黄奇帆认为，目前房地产领域用加杠杆的办法去库存，风险很大，容易引发金融危机，美国次贷危机就是先例。而央行行长副行长潘功胜的态度则是，目前中国房地产的杠杆率并不高。
此前，经济学家李迅雷撰文称，同时做到去库存、去产能和去杠杆理论上是可以实现的，但是现实中概率很小。目前看到的，至少在房地产领域，还是为了去库存而加杠杆，但加杠杆的结果，却是一二线城市房价的大涨，三线及以下城市的去库存的效果尚不明显。这是由于市场的自发资源配置之下资金的虹吸效应造成的——资金一致流向那些更具有保值投资前景的一线城市楼市。这种情况不仅会带来对实体产业的抽血，也为三四线城市的去库存难题更添一重难度。
现在的货币政策究竟是稳健的还是宽松的？
最后，华泰证券表示，当前“去杠杆”更需要一个相对宽松的货币政策环境。事实上，我们今年也这么做了，从此前央行降准、逆回购“天天见”，SLF(7天期常备借贷便利操作)“月月见”可见一斑。
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引用数据称，去年的GDP增长率是6.9%，但是名义增长率只有6.4%，相比起来，M2增长率是13.3%，“比GDP增长高了7个百分点。这种情况下，货币政策实际上已经是宽松的了。”
“今年1月份，贷款投放增长2.5万亿，同比多增了1万多亿，按这个速度，我们的货币增长还要继续放大，不但不能去杠杆，还要迅速提高杠杆率。”王小鲁担忧称，“这种情况下，未来我们离金融危机还远吗？”
海通证券[0.06% 资金 研报]副总经理兼首席经济学家李迅雷称，09年至今，中国的M2规模不仅超越美国，而且接近于美国的两倍。有人说，这是中国版的QE，但美国的三次QE，前提是出清，即企业、金融机构和个人都去杠杆了。然后再慢慢加杠杆。中国目前则是在杠杆的基础上加杠杆，在泡沫的条件下创造泡沫， 在债务的基础上增加债务。这就很难实现去杠杆和化解泡沫的目标。如果说，宽松的环境有助于改革的顺利推进，但过度宽松的环境则往往会乐不思蜀。
说到底，我们都明白，提高经济生产率、推动供给侧改革和结构性改革，才是去杠杆最具活力的方式。
㈦ 随着我国经济发展，企业杠杆率将如何变化呢
中大咨询的国企改革专家认为，去杠杆政策仍是个长期任务。随着新经济的迅速发展，创新层出不穷，全要素生产率将进一步提升。而如果新旧模式更替顺利，得益于新动能，中国经济有望迎来新一轮中高速增长，进入良性循环。同时，在新模式下，本来处于高杠杆的上游重工业行业比重不断降低，战略新兴产业比重进一步增加，整体的企业杠杆率或自发地出现下滑。
㈧ 为什么说竞争和信用是促进资本集中的有力杠杆
在积累和伴随积累的积聚的进程中资本可变部分相对减少
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引起了资本构成的变化
上一节，我们在资本构成不变的情况下，比较抽象地考察了资本积累。这一节，则把资本构成这个重要因素加进来，考察它在资本积累过程中的变化。
一旦资本主义制度的一般基础(即分工和机器这些造成生产力发展的基础)奠定下来，积累就会引起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发展反过来又成为积累的最强有用的杠杆，二者互相促进。
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会引起资本技术构成的变化。因为工人用来劳动的生产资料量，如机器、工具、设备和原料等等，随着他的劳动生产率的增长而增长。所以，“劳动生产率的增长，表现为劳动的量比它所推动的生产资料的量相对减少，或者说，表现为劳动过程的主观因素的量比它的客观因素的量相对减少。”(第683页；第319页)也就是表现为资本技术构成的提高。
资本技术构成的提高又会反映在资本的价值构成上，表现为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也就是表现为，资本价值的不变部分靠牺牲它的可变部分而增加。资本有机构成不断提高的规律，其作用会表现在商品价格构成的变化上，即表现为由劳动资料转来的价值部分比重的增大，由可变资本组成的价格部分比重减少。因此，通过各国或一国不同时期的商品价值的比较分析，就可以证实这一规律的存在。劳动生产率的变化一般是由积累引起的。因此，商品价格构成的变化归根结底与资本积累增进有关。
资本价值构成的变化只能近似地反映资本技术构成的变化。因为，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一方面使劳动所推动的生产资料量增加；另一方面，又会使生产资料的价值和它的实物量相比，相对减少。例如，从前一个工人，在一个12小时的工作日中，能把10斤棉花纺成纱。现在，劳动生产率提高，在同样时间内，他可以把100斤棉花纺成纱。但同时棉花的价值也下降了，从前10斤棉花价值10元，现在100斤棉花价值20元。这个工人所消费的棉花量增长了9倍，而其价值却只增长一倍。可见，生产资料的价值和它的实物量并不是按同比例增加的，而其增加要慢得多。因此，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之间的差额，虽然会随着它们转化成的生产资料量和劳动力的量之间的差额的增大而增大，但是增大的程度要小得多。
在积累增进引起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基础上，虽然使可变资本部分的相对量减少，但是它的绝对量仍可增加。当然这要以总资本更快增长为前提。
资本积累和特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互相促进的结果，引起资本构成的加速提高
在第四篇中，马克思已经阐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必须以大规模的协作为前提。但在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商品生产中，要进行大规模的协作，我们知道需要有最低限额的单个资本。因此，“单个商品生产者手中一定程度的资本积累，是特殊的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的前提。”(第685页；第320页)关于特殊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含义，马克思在十一章有一段话可供参考。“历史地说，资本主义的协作形式是同农民经济和独立的手工业生产(不管是否具有行会形式)相对立而发展起来的。对农民经济和独立的手工业生产来说，资本主义协作好象不是协作的一个特殊历史形式，而协作本身倒好象是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所固有的并表示其特征的历史形式。”(第371—372页；第200页)这种积累马克思称为原始积累，因为它不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历史历史结果，而是这种生产的历史基础。在下一章将对这种积累进行研究，这里只把它当作既定的起点。我们看到，在资本积累的基础上造成了发展生产力的特殊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而生产力的发展则增加剩余价值的生产，从而增加资本积累的要素。因此，发展生产力的方法同时是增加积累的方法。而积累的增长又是进一步发展生产力扩大生产规模的基础。可见，资本积累和特殊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间，互相促进，共同发展。这两种经济因素互相推动的复合关系，引起资本构成的不断提高，从而使资本的可变组成部分同不变部分相比越来越小。
资本的积聚
积累是资本增大的基础，资本的积聚和集中则是资本增大的形式。积聚指的是由积累造成的资本在单个资本家手里的集中和增大。“每一个资本，都是生产资料的或大或小的积聚，并且相应地指挥着一支或大或小的劳动军。”(第685页；第321页)积累扩大了生产资料在单个资本家手中的积聚，从而也就扩大了生产规模和协作、分工以及使用机器这些特殊的资本主义生产方法的基础。因此资本的积聚也会引起资本构成的变化。社会总资本的增长是许多单个资本增长的结果。但是，单个资本在增长的同时，也会发生分裂，分为几个独立执行职能的资本。从而资本家的人数也有所增加。“在这方面，资本家家庭内部的分产起着重大的作用。”(第686页；第321页)这种分裂又削弱了资本在单个资本家手中的积聚。因此，这种和积累等同的积聚，有两个特征：
第一，积聚，受社会财富增长程度的限制。
第二，分散，伴随积累的积聚不仅分散在许多彼此独立而竞争的资本家身上，而且其增长还受新资本的形成和旧资本分裂的阻碍。
资本的集中
集中同积聚不同，它是已经形成的各资本积聚的个体独立性的消灭，是资本家剥夺资本家，是许多小资本合并为少数大资本。因此，集中不象积聚那样以资本积累为前提，而是以现有资本在分配上的变化为前提，因此，资本的集中不受社会财富的绝对增长或积累量的限制。当然，没有积聚，也就没有集中。就是说，没有单个资本家手中资本的积聚，谈不上资本家间剥夺或合并而引起的集中。但集中同积聚不仅作为资本增大的两种方式有重大差别，甚至有实质性的差别。集中反映的是资本家之间的关系，即用资本家互相剥夺的方法来增大资本；积聚反映的却是资本家剥削工人的关系，即资本家用加强对工人的剥削以增加积累的办法来增大资本。因此，集中不会增大社会资本的总量而由积累引起的积聚却是社会资本增大的基础。
资本集中的两个杠杆：竞争和信用
我们知道，竞争是促进资本集中的重要杠杆。首先，在竞争中，较大的资本战胜较小的资本。其次，由于经营某种行业所需资本最低额的提高，小资本被排挤到大工业还没有被全占领的生产领域。在那里，众多的小资本进行着激烈地竞争。结果一部分资本集中为大资本，一部分归于消灭。随资本主义生产发展而成长起来的信用制度，很快成了竞争斗争中的一个新的可怕武器，成了实现资本集中的庞大的社会机构，即银行等金融机构。
积累和集中互相促进
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和积累的发展，资本集中具有越来越强烈的趋势。因为：第一，竞争和信用这两个集中的有力杠杆，随资本主义生产和积累的发展而发展。
第二，积累的增进，不仅使集中的材料——单个资本增加，而且生产的扩大只有靠集中才能建立的大工业企业，创造出社会需要和技术手段。
因此，集中的趋势随积累的增进而更加强烈。积累促进了集中。由于财富在众多个别资本家手中的积累是竞争和信用发展的基础，从而也是集中运动进行的基础，因此，集中运动在资本主义企业中进行的相对广度和强度，在一定程度上由资本主义的优越性即能否为资本的集中迅速提供其他必要的条件，例如，能否使被吞并的资本迅速投入扩大生产，能否使股份公司迅速形成等，也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集中运动的程度。虽然如此，但集中的进展决不取决于由积累造成的社会资本的实际增长量。“这正是集中和积聚特别不同的地方”。(第687页；第323页)在一个生产部门中，如果全部资本融合为一个资本，集中便达到了极限。在社会范围内也是如此。
“集中补充了积累的作用，使工业资本家能够扩大自己的经营规模。”(第688页；第323页)不论靠积累扩大生产规模，还是靠集中扩大生产规模，其经济作用完全一样。生产规模的扩大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起点。但是，集中引起的资本增大比积累要快得多。马克思说：“假如必须等积累去使某些单个资本增长到能够修建铁路的程度，那末恐怕直到今天世界上还没有铁路。但是，集中通过股份公司转瞬之间就把这件事完成了。”(第688页；第324页)集中在加强和加速积累作用的同时，又扩大和加速了资本技术构成的变革，从而促进了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
集中不仅补充了积累的作用，而且成了加速资本积累的新的强有力的杠杆。因为集中迅速地扩大了生产规模，大大增加了剩余价值的生产。今天，当谈到社会积累的增进时，已经把集中的作用包括在内了。
在积累进程中对劳动需求的相对和绝对减少
在正常的积累进程中，追加资本往往充当工业改良的手段，使追加资本的技术构成不断提高，因此，同量的追加资本吸收的工人会越来越少。同时，原资本在积累的进程中，会在技术更完善的形式上再生产出来。就是说，其技术构成也会提高，从而引起对劳动需求的绝对减少。而且，经历这种更新过程的资本越是由于集中运动而大量积聚，其技术构成的提高就越迅速，对劳动需求的绝对减少也就越厉害。总之，在积累的进程中，由于资本技术构成的变化，追加资本同自己的量相比，会越来越少地吸收工人。而原资本也会越来越多地排斥它以前所雇的工人。
资本集中的手段——竞争和信用
在资本集中的过程，竞争是一个强有力的杠杆。大企业凭借经济上的优势，在竞争中迅速打败小企业，或通过清偿债务等方式并吞小企业，壮大自身的资本。
信用也是促进资本集中的强有力的杠杆。信用即借贷行为的总称。一方面通过货款形式加强了大资本的竞争力量，打垮和合并中小企业；另一方面，通过建立股份公司，
促使中小资本联合起来，使个别资本迅速扩大。资本集中对于促进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资本积聚和资本集中互相促进，共同使单个资本不断扩大，资本有机构成迅速提高。两者既有密切联系，也有显著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