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 城企联动普惠养老，农村老年人可以享受吗
2018年该市养老服务体系不断健全，全年新增社区养老服务站200所、市级示范社区养老服务中心20所，居家养老、社区养老、机构养老、医养结合的养老服务格局基本形成。
“重庆现有养老机构1403个，社区养老服务中心(站)1221所，养老床位增至21.8万张，每千名老人拥有床位30.8张。”重庆市民政局党组书记、局长唐步新称，国务院通报重庆为全国养老服务体系建设成效明显的4省市之一。2018年重庆全面放开养老服务市场，鼓励社会力量兴办养老机构。大幅提高养老床位建设补贴标准，市级对利用自有产权建设养老机构每张床位补贴由5000元提高到1万元、租赁产权补贴由1000元提高到5000元。
B. 《武汉市城企联动普惠养老专项行动战略合作协议》指出，武汉形成了37项“政策包”，这37项分别是什么文件
包括16项必选政策和21项自选政策，涉及土地、规划和报批建设、财税、医养、消防及其他支持政策等。
C. 普惠式养老金的意义
在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确立与发展进程中，有必要吸取以往改革中分散决策与管理权限分割并导致诸多不良后遗症的教训。
一般而言，养老保险制度应当由立法机关在广泛讨论的前提下通过相应的立法来确立，国家立法机关是这一制度的最高决策者。但在立法规范的条件下，对养老保险具体政策进行修订与完善的责任，却应由养老保险主管部门来承担；在没有法律规范的条件下，基本养老保险改革方案的设计亦应由养老保险主管部门负主要责任，多部门可以参与协商，但决策的权力却不能分散。否则，必然会出现混乱并导致政策权威受损的局面。
在管理体制方面，虽然1998年对职能部门的分工已经明确，但并不等于管理体制已经完全理顺。有必要进一步理顺养老保险制度的管理体制。基于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统一性的要求，必须确保养老保险土管部门管理的权威性。
强调统一决策、权威管理，并不是排斥部门之间的协调与合作，而是为了明确各部门的职责与权限。惟有如此，各部门的职权与责任才能统一，养老保险主管部门也才能真正承担起养老保险制度改革与发展进程中的成败责任，并促使其积极、主动、审慎地对养老保险制度的改革与发展负责，而这恰恰是这一制度健康发展的组织保证。 养老保险之所以成为整个社会保障制度中的主体项目，原因在于它是一种积累型保险制度，其目的不仅是为了解除劳动者的后顾之忧，而且直接为市场竞争环境的公平化和劳动力市场的一体化服务，从而需要保持地区间费率负担水平的公平并尽可能提高统筹层次。因此，对历史欠账进行明算账，同时进行责任分解、多途径补偿，客观上已经成为新型养老保险制度得以建立并实现良性运行的至关重要的条件。
一方面，国家应当通过对中老年职工养老金历史欠账的精算，尽快查清需要补偿多少钱才能真正完成制度的转型。
另一方面，根据国家、企业和个人分担的原则，采取按责分账的办法来解决上述历史欠账。国家既不能继续将中老年职工的养老金历史欠账作为一笔糊涂账，也不可能完全由财政来消化这笔历史欠账。
主张明算账、细分账，并非是近年内立即清偿全部养老金的历史债务，而是在明确负担、分清责任的基础上，准确把握新制度良性运行所需要的现实成本及其地区、行业分布差异，让各级政府、企业和职工个人明了各自的责任，并通过有计划的、稳妥的、多管齐下的方案来化解。同时，还可以让部分老工业城市和国有企业的负担有所减轻，使劳动者对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树立起足够的信心。可以肯定，如果从理论上阐清了中老年职工养老金的历史债务及其责任归属，计算清楚所需的补偿数额，采取多方分担、分级负责的方式，就能够妥善解决这种历史包袱，从而也为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顺利推行和健康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D. 普惠式养老金的合理组合
与世界银行提出的中国养老保障三支柱建议相比，上述五个层次显然是有重大差别的，但它们确实能够构成当代社会完整的老年保障体系，不同的层次所起的作用虽然不同，却都是不可缺少的。因此，新制度的多层次取向不能仅仅局限于政府直接负责的部分，因为总有一部分人口是不能被政府负责的养老保险制度所覆盖或完全覆盖的，而有一部分则还存在着更高水平养老保障的需求，国家需要在多层次原则的指导下，考虑整个老年保障体系中不同层次的合理组合。
首先，需要对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架构进行合理定位。在上述老年保障体系中，能够强制实施的只能是普惠式国民养老保险与差别性职业养老保险，因此，这两项养老保险可以组合成中国未来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当然，由现在的统账结合模式向这一目标发展，还需要采取相应的措施来逐步推进。
其次，需要合理确定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保障目标。能够达成共识的观点是基本养老保险只解决老年人自己的经济保障问题。所谓基本经济保障，应当综合考虑当时的平均工资水平、人均可支配收入、人均消费性支出及恩格尔系数等指标，尤其是人均消费性支出与恩格尔系数作为衡量居民基本生活水准的重要指标，更是具有重要的参照意义。
然后，需要确立基本养老保险的财务机制。国际上主要有两种：一种是现收现付模式，支撑它的是养老责任在群体之间的代际转移，即下一代人承担对上一代人的养老责任；一种是完全积累模式，它实现的是个人责任的纵向平衡，即自己年轻时积累资金并对自己的养老问题负责。对中国而言，现收现付模式不能应付已经出现并在未来半个世纪必然加剧的人口老龄化趋势，而完全积累模式必然导致一代人承受双重负担且存在着缺乏互助互济功能的内在缺陷，因此，中国的养老保险制度便不可能是两者必居其一的选择，而是必须从部分积累制寻找出路。不过，理论上的单一层次制度安排中的部分积累模式还未有真正成功的实践，而中国的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模式，或许提供了一种新的发展思路，这就是通过两个层次的制度安排来构建特殊的部分积累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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