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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聯解體深層次原因初探
蘇聯解體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最重大的歷史事件之一，已經並將繼續對整個世界進程產生巨大影響。導致蘇聯解體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列寧以後的蘇聯各屆領導人不能客觀、正確地分析國情，對各個歷史時期蘇聯社會所處的發展階段作出了脫離實際的錯誤判斷，無疑是一個帶有全局性和根本性的原因。
一
與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預測相反，社會主義革命首先不是在發達資本主義國家，而是在相對落後的俄國取得了勝利。如何在一個落後的國家建設社會主義，是十月革命後列寧全部理論和實踐活動的中心內容。蘇維埃政權建立之初，列寧就清醒地認識到俄國是多種經濟成份並存、小商品經濟占優勢的國家，因此，實現社會主義要經歷一個相當長的「過渡階段」. 國內戰爭結束後，列寧正確地總結了「戰時共產主義」時期的教訓，提出並實施了新經濟政策：允許多種經濟成份並存，充分發揮私有經濟和各種形式的國家資本主義的積極作用；依靠物質利益調動勞動者的積極性；利用商品貨幣關系、商業和市場來建立城鄉之間的經濟聯。系新經濟政策的基本思想和成功經驗，至今對社會主義國家仍具有重大的現實意義。
但列寧逝世後，蘇聯各屆領導人都違背了一切從實際出發的原則，無例外地對社會發展階段作出了不切實際的錯誤估計。
斯大林在30年代初便放棄了新經濟政策，宣布蘇聯進入「社會主義總進攻時期」. 1936年，斯大林正式宣布蘇聯已「基本建成社會主義」，主要依據是：消滅了私有制和剝削階級；實行按勞分配原則；實現了民族平等；建立了勞動人民政權；完成了工業化。30年代末，斯大林又宣布蘇聯進入了「從社會主義逐步過渡到共產主義的階段」. 1952年的蘇共十九大重申了上述論斷並制定了相應的總路線。
赫魯曉夫時期，蘇共領導人高估社會發展階段的思想發展到極致。赫在1956年蘇共二十大上宣布：蘇聯已建成社會主義，並正在逐步向共產主義過渡。1959年，他進一步提出，蘇聯已進入「全面開展共產主義建設」階段，聲稱共產主義是蘇聯「最近的明天」. 1961年，赫魯曉夫在蘇共二十二大上提出，「無產階級專政國家已轉變為全民國家」, 「無產階級政黨已轉變為全民政黨」；蘇已形成「各民族新的歷史性共同體--蘇聯人民」。他進而提出了在20年內建成共產主義的綱領：第一個10年(1961～1970年)內，在按人均計算的產品產量方面超過美國；第二個10年(1971～1980年)內，基本建成共產主義。
勃列日涅夫上台後，調 門有所下調，於1967年宣布蘇聯已建成「發達的社會主義社會」, 同時堅持「全民國家」、「全民黨」、蘇聯人民是「各民族新的歷史性共同體」等概念，並聲明蘇共的根本任務是實現蘇聯社會向共產主義的過渡。
安德羅波夫和契爾年科時期，蘇共領導重申蘇聯「已建成發達社會主義社會」的論斷，強調國家正處在發達社會主義這一長期歷史階段的「起點」，提出要通過完善發達社會主義「逐步過渡到共產主義」.
盡管上述各屆領導人對社會發展階段的提法有所不同，調門有升有降，但超越社會發展階段的思想，即高估社會所達到的發展階段，提出超越階段的目標和任務，則是一脈相承的。自30年代末期起「向共產主義過渡」，就成了蘇共領導人代代相傳的不變任務。
二
超越社會發展階段的思想，不僅直接導致各領域具體政策與措施的失誤，而且在更高更深的層次上產生了影響更為深遠的後果，成為蘇聯解體最重要的歷史原因之一。
(一)導致蘇共本身逐步蛻化變質。由於高估了每一歷史階段社會的發達程度和建設成就，蘇共滋長了日益嚴重的盲目樂觀的自我陶醉情緒，粉飾現狀，報喜隱憂，而不能集中精力分析和解決存在的問題和矛盾，致使它們在錯誤道路上久拖不決，積重難返。黨的思想日趨僵化，固步自封，墨守成規，教條主義和形而上學盛行。黨的建設不斷削弱，戰後蘇共通過的文件不知凡幾，卻幾乎找不到一份關於加強黨建的專項決定。官僚主義、幹部特權化和各種腐敗現象不斷滋生。到80年代中期，蘇共已處於理論混亂、組織渙散、暗存派別、軍無鬥志狀態。以戈爾巴喬夫為代表的一批黨內「異教徒」得以最終掌握了黨和國家領導權；他們否定社會主義的改革主張不僅沒有受到應有的抵制，反而在黨的文件和綱領中得到確認；黨內傳統派為挽救蘇聯而發動的「8·19事件」因得不到廣泛支持而變成少數人的政治冒險行動；在一紙禁共令前，擁有1900萬成員的大黨竟不戰自潰，這些嚴酷的現實表明蘇共已蛻化到何種程度!
同時，對所取得成就的評價脫離了實際情況，提出的目標和任務一一落空，增進人民福利的許諾不能兌現，又極大地動搖了廣大群眾對黨的信任，並進而引發了信仰危機。戈爾巴喬夫時期，反共反社會主義的「民主派」在一系列共和國和地方選舉中獲勝、相當大一部分群眾漠然看待蘇共被解散便是佐證。
(二)將蘇聯的社會主義模式凝固化、理想化。蘇聯的社會主義模式正是在超越社會發展階段的理論和實踐中逐步形成的。從斯大林時期起，蘇聯就在錯誤判斷社會發展階段的前提下急於向更高的階段過渡，採取了左傾冒進的政策措施，致使蘇聯模式形成之初就帶有脫離國情等諸多弊端。另一方面，各屆領導人都過高地估計自己執政時期的社會發展程度，這就必然導致一再出現蘇聯模式的「正確性」和「合理性」的論斷，而且不斷將其凝固化，並升格為建設社會主義的「共同道路」和「普遍規律」。在這種惡性循環中，蘇聯領導看不到本國模式的弊端，一再延誤了改革和調整的時機，致使這些弊端的負面影響不斷加劇，最終將社會引向全面、深刻的危機之中。
蘇聯社會主義模式的基本特徵及其弊端是：在政治體制上，黨政合一，高度集權，國家權力集中於蘇共，蘇共權力集中於黨的中央機構，中央機構的權力則集中於黨的領袖。這種體制使決策的民主化和科學化失去了根本保證。戈爾巴喬夫上台後得以推行其錯誤路線的一個重要原因，就在於「總書記一長制」為其提供了權力保障。在經濟管理體制上，按行政隸屬關系對國民經濟實行高度集中的統一管理，企業成了國家的附屬，喪失了自我發展的活力和動力；指令性計劃是領導經濟的唯一手段，否定並排斥市場在一定范圍內的調節作用；行政方法是主要的管理方法，忽視了物質利益原則，抑制了勞動者的生產積極性。在所有制關繫上，由於蘇聯始終將所有制公有化程度看作社會主義成熟程度的基本標志，因而不斷人為地加速所有制關系的改造，追求「一大一公」，以便向更高的發展階段迅速過渡。為此，不顧客觀條件，強制實行生產資料的國有化和農業全盤集體化，過早地消滅了非公有制經濟成分，限制個人副業的發展，並通過各種途徑使集體所有制融入全民所有制體系。這種「純潔的」單一化的所有制形式超越了生產力發展的水平，造成「小腳穿大鞋」的狀況，日益嚴重地阻礙了生產力的發展。在經營方式上，為了急於向共產主義過渡，蘇聯始終實行以高投入追求高速度的粗放經營方針，造成社會財富的極大浪費和生產效益的低下。80年代初已陷入停滯狀態。蘇聯在與資本主義國家經濟競賽中失敗的根本原因，就在於始終沒能創造出高於資本主義的勞動生產率。在經濟結構上，蘇聯不僅將「生產資料優先增長」理論絕對化，而且荒謬地將是否優先發展重工業看作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工業化道路的基本區別，因而無條件地奉行優先發展重工業的方針，結果導致經濟結構畸形、比例失調，輕工業和農業長期滯後，一個領土面積居世界首位的大國最後竟落到連穀物都不能自給的可悲境地。
應當承認，蘇聯模式在特定的歷史條件下曾起過一定的積極作用，但在以和平與發展為時代主題的條件下，從總體上看，已經日益不適應社會進一步發展的需要了。蘇聯的悲劇就在於不能根據不斷變化的條件完善和改革本國模式，興利除弊，而是抱殘守缺，致使這種模式日趨固定化和僵化，直到最後喪失生命力。
(三)高估多民族聯邦制的鞏固程度，嚴重忽視了民族關系中存在的問題和矛盾。蘇聯在解決民族問題方面取得了不容置疑的成就，但同時也存在著大量嚴重失誤和問題，聯盟中央集權制的不斷加強，限制了加盟共和國的自主權和各民族的自決權，造成了中央與地方的矛盾；人為地加速各民族的接近和融合進程，忽視了各民族的歷史傳統和特點；在集中的計劃體制下搞一平二調，損害了一些共和國的經濟利益；長期奉行實際上的大俄羅斯主義，賦予俄聯邦以特殊地位，強制推廣俄語，激發了地方民族主義；強行改變民族地區邊界以及不合理地設置行政區劃，為解體後新獨立國家間的領土爭端種下禍根；大規模的民族遷徙，引發了土著民族與外來民族的矛盾；把民族矛盾混同於階級矛盾，用階級斗爭方式處理民族問題，造成了某些少數民族的敵對情緒。但是，作為高估蘇聯社會發展階段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蘇共領導高估了民族工作中的成就，宣稱蘇已「徹底和一勞永逸地」解決了民族關系問題，蘇已形成了「各民族新的歷史性共同體--蘇聯人民」。在這種完全脫離實際的判斷下，所有上述問題和矛盾都從蘇聯領導人的視野中消失了，更遑論採取行之有效的措施，致使這些問題和矛盾不斷積累、激化，各共和國的離心傾向日益趨強。
(四)高估國力，加之囿於對資本主義發展階段等問題的傳統觀點，蘇聯逐步實行霸權主義的對外政策，在國內外造成嚴重惡果。蘇聯從50年代起就推行大國主義政策，隨著對發展階段評價調門的提高，大國主義又進一步發展成為霸權主義。在提出「全面展開共產主義建設」的口號後，蘇聯開始實施「全球性進攻戰略」，同美國開展激烈的軍備競賽，首先是爭奪核優勢；全面加強對東歐的控制，公開干涉別黨別國的內部事務；大肆向第三世界滲透；在「埋葬帝國主義」的口號下，積極推進「世界革命」，擴大蘇在國外的軍事存在，到處扶植親蘇勢力和政權，用武力輸出革命，直至公開出兵入侵別國。這些霸權主義行徑，嚴重損害了社會主義國家的國際形象，也使蘇付出了極其高昂的代價，積累率居高不下，軍費開支有增無減，國民經濟日趨軍事化、畸形化，嚴重影響了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根據有關資料，蘇每年1/5至1/4的國民收入用於軍事目的，僅支持阿富汗戰爭就耗費了1100億美元。
三
戈爾巴喬夫執政前期，在社會發展階段的判斷上，基本上繼承了前幾任領導人的觀點。1986年召開的蘇共二十七大重申蘇聯「已進入發達社會主義階段」，堅持「全民國家」, 「全民黨」和蘇已形成「族際共同體--蘇聯人民」等主要概念，再次宣布「繼續向共產主義邁進是蘇共面臨的基本任務」。為此，戈提出了「加速戰略」，規定15年內使國民收入和工業產值翻一番，使勞動力生產率達到世界最先進水平；而實現目標的主要途徑仍然是優先發展重工業、首先是機器製造業。這一不切實際的戰略同樣未能逃脫必然落空的歷史命運。1986至1988年間，國民收入的年均增長率降至戰後最低點；經濟結構進一步畸形化，重工業在工業中的比重超過了戰前的歷史最高水平；消費品和食品更加短缺；經濟改革則因種種主客觀原因而陷於空轉。在這種情況下，戈爾巴喬夫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在國情判斷上完全陷入了非現實主義和歷史虛無主義。他全盤否定蘇聯的歷史，稱蘇聯現實的社會主義是「兵營式的」、「異化的」社會主義，是「官僚極權制度」，認為蘇聯「自1929年以來的經驗全部都是錯誤的」，由此提出要「炸毀」蘇聯「整個社會大廈」。在這種指導思想下，1988年召開的蘇共第十九次代表會議確定了建立「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綱領。自此，戈氏改革已完全不是立足現實的社會主義的自我完善，而成了不折不扣的「挖祖墳」運動，引起各領域新、老矛盾和危機的總爆發，最終導致蘇共亡黨，蘇聯解體。
客觀地分析國情，科學地判斷社會所處的發展階段，是形成正確的理論，確定切實可行的目標和任務，制定行之有效的路線、方針和政策的根本出發點和依據。超越階段的錯誤觀念和政策的必然結果是「欲速則不達」，甚至引起歷史的大倒退。歷史唯物主義認為，每一個社會都按其客觀規律依次從低級階段向高級階段不斷發展，人們可以認識到這些前後相連的發展階段，但在實踐中不能超越任何一個必經的階段。蘇聯解體的教訓從反面證明上述論斷是不可移易的真理。
參考文獻：黃璜 現為中國國際交流協會特約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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