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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錯金銀

發布時間: 2021-03-25 05:07:54

① 有誰知道這措金銀是哪個年代

1、從人物分析:常見於唐代西域胡人。

2、從外觀分析:顏色、風格也常見於唐代。

3、綜合分析:大概率唐代出品。就算是仿品,也屬於「高仿」。

4、為防止誤判,建議拿到文管部門或請博物館專家作最終鑒定。

金銀錯工藝是中國古代金屬細工裝飾技法之一。最早始見於商周時代的青銅器,主要用在青銅器的各種器皿,車馬器具及兵器等實用器物上的裝飾圖案。 金銀錯是我國青銅時代一項精細工藝,但它出現比較晚,大概是青銅工藝發展了一千多年以後,即到春秋中晚期才興盛起來的,它是我國古代科學技術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但它一出現,很快就受到了人們的普遍歡迎。

二、塗畫法

這是漢代金銀錯的主要裝飾手法,這從漢人對"錯"字的解釋:"錯,金塗也",就可以看出來。

根據文獻記載和出土實物,"金塗"法主要工序如下:

1、製造"金汞劑"

"金汞劑"的製造是一個化學過程,即是把黃金碎片放在坩鍋內,加溫至攝氏四網路以上,然後再加入為黃金七倍的汞,使其溶解成液體,製成所謂的"泥金"。

2、金塗

用泥金在青銅器上塗飾各種錯綜復雜的圖案紋飾,或者塗在預鑄的凹槽之內。

3、金烤

用無煙炭火溫烤,使汞蒸發,黃金圖案紋飾就固定於青銅器表面。

這種方法,今天有人稱為"鎏金",但古代叫"金錯"。因為古代圖畫紋飾也叫"錯"。《史記·趙世家》:"翦發紋身,錯臂左衽"。原注:"謂以丹青錯畫其臂也"。古代畫彩也叫"錯彩",鍾嶸《詩品》卷中:"湯惠休曰:謝(謝靈運)詩如芙蓉出水,顏(顏延之)如錯彩鏤金"。錯彩和鏤金是兩碼事:如前面所說第一種鑲嵌法,也就是史樹青所謂的"鏤金"法;而這里所說的第二種方法,即"金塗"法,就是"錯彩"。如果把全器都塗上金,而沒有"錯彩",沒有任何花紋圖案,是素麵,就不能叫"金錯"。

在漢代青銅器工藝的流程中,有一道專門的金銀錯工序,負責這道工序的工人,叫"金銀塗章文工","章文"是文章、紋飾的意思,所謂"金銀塗章文",就是在青銅器上,用金銀塗飾花紋圖案。由於漢代有"物勒工名"的制度,所以,在一些漢代金銀錯青銅器銘文中,常常見到有"金銀塗章文工","黃塗工",或簡稱"塗工"的工種名字。

在現存的戰國秦漢金銀錯銅器中,多數是用這種"金銀塗"方法製成的。我們發現,許多被考古和文物專家稱頌的一些精美金銀錯青銅器,它的金銀錯紋飾脫落處,沒有任何凹痕,一眼就可看出,其金銀錯紋飾不是嵌上去的,而是塗上去的。如一九八七年河北省平山縣中山王墓出土的金銀錯虎吞鹿器座,是舉世公認的金銀錯代表作品,但細心的人一定會發現,這件器物虎尾上的金錯紋飾脫落了一小塊,但脫落處並沒有絲毫凹痕,明知不是嵌的,而是塗的。還有,傳為河南省洛陽金村戰國墓出土的錯金銀斗獸紋鏡,也是公認的金銀錯精品,但仔細觀察,發現錯金脫落處,也無任何凹痕,一看便知是用的"金塗"法。又如現存美國沙可樂美術館的鳥紋壺,是一件公認的金銀錯精品,但其金銀錯脫落的地方,也沒有任何凹痕,一望便知為"金塗法"產品。

② 秦漢唐代出土了哪些金銀器

秦朝由於年代短促,遺留的金銀器不多,僅在始皇陵所出銅車上有所發現。其中金質的有金當盧、金泡、金項圈部件、纛座上鑲嵌的金珠等,銀質的有銀、銀鑣、銀軎、銀轄及銀環、銀泡、銀項圈部件等,均系鑄造成型。錯金銀技藝在春秋中晚期開始興起,到漢代,這種技藝已經成為我國傳統金銀工藝的主流。

從春秋戰國時期,秦國的金銀器主要是金製品,銀製品極為罕見。無論是黃金製品的數量還是從造型、工藝水平上看,秦國的金製品在諸侯國中都表現得最突出。在陝西省鳳翔秦都雍城地區的馬家莊宗廟遺址、秦公一號大墓和鳳翔西村秦墓中及始皇陵中,發現黃金製品百餘件,既有花紋繁復、造型獨特的裝飾品,如龍首蟠龍、盤蛇、鴛鴦金帶鉤、金獸面、金方泡、玉環金鋪首等;也有做工精細、精美絕倫的實用器,如錯金虎符、錯金銀銅鼎、鎏金蒜頭壺、金洗、金環首銅A等。此外,秦國的一些銅鐵器的柄部也飾有金柄,如陝西省寶雞益門村春秋墓發現有3件金柄鐵劍。除秦公一號大墓的一件金箔系鍛打之外,其他所有金器全是鑄造成型,明顯受到當時青銅工藝的影響。

根據鳳翔和寶雞等地所發現金器的規范程度和統一的造型風格推斷,上述金器應是秦國官府作坊統一製造的,地方官府和在當時的客觀條件下是不可能製造金器的。

秦始皇統一全國後,除黃金製造業外,還出現了銀器製造,但仍以金器製造為主。此時的金製品已由禮器和裝飾品向實用器發展,主要是一些大型車馬的部件和飾件,很少有實用生活器皿。

秦朝由於年代短促,遺留的金銀器不多,大多在始皇陵所出銅車上有所發現。陝西臨潼秦始皇陵封土西側20米處的一個陪葬坑裡,發現兩乘大型陪葬銅車馬,一前一後排列,大小約為真人真馬的二分之一。製作年代至晚在陵墓興建時期,即公元前210年之前。銅車馬主體為青銅所鑄,一些零部件為金銀飾品,各個部件分別鑄造,秦代工匠成功地運用了鑄造、焊接、鑲嵌、銷接、活鉸連接、子母扣連接、轉軸連接等各種工藝技術,並將其完美地結合為一個整體。

如秦陵二號銅車馬的零部件中就有金製件737件,銀製件983件。

一號銅車馬為雙輪、單轅結構,前駕4馬,車輿為橫長方形,寬126厘米,進深70厘米,前面與兩側有車欄,後面留門以備上下。車輿右側置一面盾牌,車輿前掛有一件銅弩和銅鏃。車上立一圓傘,傘下站立一名高91厘米的銅御官俑。其名叫立車,又叫戎車、高車,乘車時立於車上。該銅車馬共由3500多個零部件組成,總重約1040千克,其中金飾件3000餘克,銀飾件4000餘克,車馬通體飾有精美絕倫的彩繪。

該車傘杠上有圓管形錯金銀紋樣兩節,紋樣環傘杠一周,上下兩端各有一條寬0.35厘米的金銀錯粗環紋,及一條細線作為紋樣的上下界。中間部分也有3組凸起的陽弦紋作為整個圖案紋樣分組的間隔條帶。由上向下數第一、三兩組陽弦紋上的錯金銀紋樣基本相同,中間凸起的部分都是以金銀錯的橫「S」紋作為主題紋樣,形成二方連續的環帶紋。紋樣與紋樣之間也是以3條細金銀錯線相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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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唐代銅鏡別具一格的原因是什麼

唐代的銅鏡無論造型、題材、紋飾及鑄造工藝都別具一格,一方面因為許多生活用品由銅器改為瓷器製作,金屬工藝製作技術集中到銅鏡上;另一方面是由於唐代形成一種以銅鏡作為禮品饋贈的社會風尚。在形式上,除傳統的圓形外,新創有菱花形、葵花形等形式,有柄可執的銅鏡也已出現。在製作上,有金銀平脫鏡、貼金銀鏡、螺鈿鏡、鎏金鏡、錯金銀鏡、鑲嵌鏡及塗琺琅鏡等。

④ 秦漢唐代的金銀器有什麼特點

秦朝由於年代短促,遺留的金銀器不多,僅在始皇陵所出銅車上有所發現。其中回金質的有金當盧答、金泡、金項圈部件、纛座上鑲嵌的金珠等,銀質的有銀、銀鑣、銀軎、銀轄及銀環、銀泡、銀項圈部件等,均系鑄造成型。錯金銀技藝在春秋中晚期開始興起,到漢代,這種技藝已經成為我國傳統金銀工藝的主流,並且達到了相當高的水準。

唐代在金銀器製作工藝方面,既善於總結和繼承前人的成就,又思路開闊,吸收消化外來文化中的豐富營養,創造出一種五彩斑斕、璀璨奪目的嶄新文化。

⑤ 秦漢唐代的金銀器有哪些特點

秦朝由於年來代短促,遺留源的金銀器不多,僅在始皇陵所出銅車上有所發現。其中金質的有金當盧、金泡、金項圈部件、纛座上鑲嵌的金珠等,銀質的有銀、銀鑣、銀軎、銀轄及銀環、銀泡、銀項圈部件等,均系鑄造成型。錯金銀技藝在春秋中晚期開始興起,到漢代,這種技藝已經成為我國傳統金銀工藝的主流,並且達到了相當高的水準。

唐代在金銀器製作工藝方面,既善於總結和繼承前人的成就,又思路開闊,吸收消化外來文化中的豐富營養,創造出一種五彩斑斕、璀璨奪目的嶄新文化。

⑥ 唐朝有那些工藝品

唐三彩是一種盛行於唐代的陶器,以黃、褐、綠為基本釉色,後來人們習慣地把這類陶器稱為「唐三彩」。唐三彩的誕生已有1300多年的歷史了,它吸取了中國國畫、雕塑等工藝美術的特點,採用堆貼、刻畫等形式的裝飾圖案,線條粗獷有力。

唐刀 在漢刀的基礎上發展起來,採用漢刀的「百煉鋼」的鍛造工藝,並且改善了在鍛造時對鋼材里雜質的處理方法,並創造了「包鋼」的技術,使唐刀外硬內軟,擁有極強的韌性。在改善鍛造工藝的同時,唐刀的外觀上也有很大的改進。唐刀去掉了漢刀刀首的扁環,讓刀身加寬,並且延長刀柄,使唐刀可以雙手持握。

中國青花瓷最早出現在唐代,唐代的鞏縣窯就開始使用含有鈷的藍釉彩來裝飾陶瓷器,但是唐代青花瓷的製作還不成熟,而且隨著鞏縣窯的衰落還一度中斷。中國的青花瓷在唐宋開始萌芽,到了元代後期,由於國際上對青花瓷的大量需求,並且得到了來自於波斯的優良青花料蘇麻離青,中國的青花瓷器才開始成熟並被規模生產出來。

漢唐時期的竹雕,目前見到較早的器物,是湖南長沙馬王堆西漢墓出木的雕有龍紋的彩漆竹勺。這件浮雕龍紋髹漆竹勺,全長65厘米,以竹為胎,器表髹黑、紅兩色漆。勺柄近頂端一段為紅色,浮雕一條烏黑的龍,形象生動古樸。 及至晉代,便出現了竹製的筆筒。據古書記載,東晉大書法家王獻之所用的斑竹筆筒就十分精緻。王獻之的這只筆筒,外形酷似鍾——古代用於盛酒的一種圓形壺,竹器表面有斑紋,就像是裘皮,王獻之稱之為「裘鍾」,也是有一定的道理的,但這也反映出當時所制的竹筆筒上,還未普遍出現人為的雕刻工藝。

唐卡是在松贊干布時期興起的一種新穎繪畫藝術,即用彩緞裝裱而成的卷軸畫,具有鮮明的民族特點、濃郁的宗教色彩和獨特的藝術風格,歷來被藏族人民視為珍寶。唐卡 類似於藏族地區的卷軸畫,多畫於布或紙上,然後用綢緞縫制裝裱,上端橫軸有細繩便於懸掛,下軸兩端飾有精美軸頭。畫面上覆有薄絲絹及雙條綵帶。涉及佛教的唐卡畫成裝裱後,一般還要請喇嘛念經加持,並在背面蓋上喇嘛的金汁或硃砂手印。也有極少量的緙絲、刺綉和珍珠唐卡。唐卡的繪制極為復雜,用料極其考究,顏料全為天然礦植物原料,色澤艷麗,經久不退,具有濃郁的雪域風格。唐卡在內容上多為西藏宗教、歷史、文化藝術和科學技術等,凝聚著藏族人民的信仰和智慧,記載著西藏的文明、歷史和發展,寄託著藏族人民對佛祖的無可比擬的情感和對雪域家鄉的無限熱愛。

⑦ 洛陽博物館的館藏精品

洛陽博物館集中收藏有洛陽地區出土的上自史前,下迄明清時期的各類珍貴文物,尤以夏商周三代青銅禮器、漢唐陶俑、唐三彩和宋代瓷器等,藏品數量較大,種類豐富,富有地域特色,在中國文物界佔有一定的地位。 名稱:方格紋銅鼎時代:二里頭文化(約公元前21世紀-前13世紀)後期規格:通高20厘米,口徑15.3厘米 簡介:

夏、商、周三代承替延續千年之久,創造了絢麗燦爛的青銅文化,在中國文明史上佔有重要地位。其中,鼎是我國青銅文化的代表,一般有圓形三足和方形四足之分,被稱之為「國之重器」,是國家和權力的象徵。
據有關文獻記載,氏族社會晚期,中原大地洪水滔天,華夏諸族共推大禹治理水患。大禹仰觀天文,俯察地理,因勢利導,鑿闕開河,經過18年的不懈努力,終於降服水患,實現了河晏水清,天下太平。於是,華夏諸族推大禹為領袖。大禹劃分天下為九州,令九州州牧貢獻青銅,鑄造九鼎,將全國九州的名山大川、奇異之物鐫刻於九鼎之身,以一鼎象徵一州,並將九鼎集中於夏王朝都城。
這樣,『九州』就成為中國的代名詞,『九鼎』也就成了國家和權力的象徵。千百年來,鼎被賦予太多的神秘色彩,已經濃縮成為一種抽象的文化符號,成為中華民族的重要象徵。
這件青銅器於1975年在偃師二里頭遺址出土,鼎收口、圓腹、平底、錐狀三足,沿上鑄二環形立耳,腹飾不規整的方格紋。該鼎合抱模鑄風格,端莊規整,但略顯稚拙粗糙,紋飾圖案具象樸素。方格紋銅鼎是目前發現的年代最早的青銅鼎,號稱「華夏第一鼎」,堪稱國之重寶。 名稱:綠松石龍形器時代:二里頭文化(約公元前21世紀-前16世紀)後期規格:長約65厘米,由2000餘片形狀各異、又細又小的綠松石片粘嵌而成。簡介:2002年春,在清理洛陽偃師二里頭遺址宮殿南院的一座墓葬時,考古工作者發現了這件綠松石龍形器——長約65厘米,由2000餘片形狀各異、又細又小的綠松石片粘嵌而成,其中,最小的綠松石片直徑僅0.2厘米,厚度約0.1厘米。龍形器的龍頭呈扁圓形,並伸出許多條龍須或鬢,吻部微突出,額面中脊鼻樑明顯,梭形眼眶對稱。龍身略彎曲,中部脊線向兩側下斜,全身布滿菱形鱗紋,尾尖內蜷。在龍形器尾端不遠處,還有一個綠松石條形飾,與「龍體」近乎垂直。
與今人喜金好玉不同,夏商時期,綠松石一直被人們視為寶石,多為貴族所使用。因此,凡出土有綠松石飾物的墓葬,多是等級很高的墓葬。「在綠松石龍出土之前,二里頭遺址曾出土了3件鑲嵌有綠松石的銅牌飾,色彩絢麗、製作精美,在國內外學術界引起轟動。」市博物館保管部主任張玉芳說,這件綠松石龍形器宛若一條游龍,在早期龍形器中十分罕見,是當之無愧的「超級國寶」,被命名為「中國龍」。 名稱:玉璋 時代:二里頭文化(約公元前21世紀-前16世紀)後期規格:長48.5厘米,呈扁平長方體狀,一端斜刃,另一端有穿孔。簡介:
玉璋1975年出土於偃師二里頭遺址,玉璋主要盛行於夏商時期,是古人在祭祀、朝會、交聘等禮儀場合使用的禮玉之一。
夏商周時期,是中華民族禮儀制度的初步形成時期。在禮儀制度初步形成的過程中,玉逐漸被賦予越來越多的文化內涵,成為古人在祭祀、朝會、交聘等禮儀場合所使用的重要器物之一。1975年,出土於偃師二里頭遺址的玉璋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該玉璋長48.5厘米,呈扁平長方體狀,前端薄而寬,兩面扁平,刃口略凹呈弧形;後端兩側有齒飾,與兩面齒飾對應處留有平行陰線;長方柄,柄前正中有穿孔。玉璋始見於新石器時代晚期,主要流行於夏代和商代。迄今為止,我國發現的最古老的玉璋出土於山東的龍山文化司馬台遺址。而在我國出土的玉璋中,商代以後的玉璋較少,戰國以後的玉璋幾乎見不到。 名稱:母鼓銅方罍時代:商代規格:通高50,肩寬33厘米 簡介:母鼓方罍(léi),1963年,出土於洛陽北窯。母鼓方罍就是商代青銅器的典型代表。
罍是一種酒器,流行於商周時期。母鼓銅方罍方體溜肩,直口圍足,蓋子四阿屋頂形,獸首銜耳,下腹有獸首鋬頸和肩飾龍紋,腹飾長鳥紋和垂葉龍紋,蓋和圈足飾獸面和龍紋。蓋內器口各有「母鼓」二字。通體均飾以龍紋、雲雷紋組成的浮雕獸面,腹部飾有龍紋組成的垂葉紋,器蓋似四面起坡的屋頂,四角及罍中部有突起的扉棱,蓋內鑄有銘文「母鼓」二字,應是鼓國女子嫁與母氏男子所得的稱謂。整件器型外形穩重大氣,器身紋飾華麗,在商代晚期流行一時,是商晚期青銅酒器中的精品。 名稱:玉戈時代:商代規格:長48厘米 簡介:1985年出土於洛寧縣陳吳鄉西寨子村的玉戈,長48厘米,鋒呈斜三角形,主要流行於商周時期,其形狀雖類似後來的匕首,卻實為禮器。古人將石之美者稱為「玉」,後來這些玲瓏剔透的美玉更是被賦予通達神明的內涵。戈是夏商周三代常用的一種兵器。其中,以玉為戈始見於二里頭文化,流行於商周。因此玉戈普遍出土於商周時期的墓葬之中。
玉戈形制的演變可分為三個階段:夏商早期為玉戈興起階段,此時玉戈尺寸普遍較大,一般在30厘米左右,最長的出土於湖北黃陂盤龍城遺址,長97厘米。同時,該時期的玉戈援部略呈弧度,多數無中脊,僅有鈍脊,紋飾簡單或無紋飾。
商晚期和西周是玉戈的流行時期,此時玉戈的尺寸明顯變小,大的有15厘米至20厘米長,小的有4厘米至5厘米長。玉戈分直身、彎身兩種,皆有中脊或三脊,紋飾也復雜化,有粗陽紋、獸面紋和變形雲紋等。西周以後,玉戈逐漸消亡,漢代以後基本絕跡。
作為一種禮器,玉戈主要用於祈求力量與勝利,彰顯威嚴與等級。大玉戈可以擺在屋子裡或者掛在牆上,用來辟邪;小玉戈可以掛在腰間或脖頸,用於彰顯威嚴或祈求勝利等。這種形制的玉戈也常見於四川金沙、三星堆遺址,應是中原文化同周邊地區文化交流的結果。 名稱:玉鉞時代:商代(公元前1600年-前1046年) 規格:縱14.3厘米,橫11.3厘米,厚1.5厘米,孔徑5.2厘米。簡介:作為一種斧形玉器,「王」字之源,玉鉞是王權之象徵,代表著生殺大權。鉞應由石斧演變而來。
由於玉鉞具有寬大、厚重的特徵,所以成為商周時期最重要的禮器之一,象徵著權力和威嚴。據《說文》載:「鉞,王斧也。」《尚書》載:「王左杖黃鉞。」這說明玉鉞象徵著王權,象徵著生殺大權,象徵著刑罰。「在中國最古老的文字甲骨文中,『王』字就畫成『戉』形。」高西省說,最早的「王」字就是由「戉」演變而來的,表明在文明時代前夕的軍事民主制時期,軍事領袖和政治首腦合為一體,「而這些人手持之鉞,即成為權力的象徵物」。
在我國遠古時期,人們由於自然知識相對匱乏,常把最好的物品用來祭祀上天和神明。「玉就是人們獻給神明的最好祭品。」高西省說,不僅如此,古人還充分發揮想像力,賦予玉器很多內涵,如純潔、權力等,借玉器表達某種願望和思想,進而形成了我國源遠流長的玉文化。 名稱:叔牝方彝時代:西周(公元前1046年--公元前771年)規格:高32.6厘米,口長,23.5厘米,寬,19厘米.重7.75公斤 簡介:1947年秋,在洛陽市郊小李村西南處,一座古墓被盜。古墓里出土了大量的珍貴文物,包括青銅禮器鼎、簋(guǐ)、彝、尊、兵器戈、矛、鑾鈴、馬面飾以及玉器、玉刀等。這批珍貴的文物出土後,大多流失海外。1960年市文物部門進行文物普查時,發現並收藏了這批文物中的一件青銅器——現藏於洛陽博物館的叔牝方彝。叔牝方彝呈長方體,是一種典型的西周早期盛酒器,蓋、身、座飾以雲雷紋為地的三層半浮雕花紋,其蓋、腹主體花紋為饕餮紋,唯口沿下、圈足及蓋頂上飾一周鳳鳥紋,紋樣繁密工細,鑄造精工。
該方彝形制與著名的令方彝、折方彝極為相似。它的蓋及腹內鑄銘文3行12字「叔牝賜貝於王姒用作寶尊彝」,文史大家郭沫若先生據器型和銘文認為「當是武王或成王時器」,銘文中的「王姒」是文王之妃太姒,叔牝當是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叔武。這件器物即為王室重器,是西周時期青銅禮器的典型之作。國內僅此一件,彌足珍貴。 名稱:錯金銀銅鼎時代:戰國(公元前475-公元前221年 )規格:高16.5厘米,腹徑13.2厘米。 簡介:
1979年洛陽市西小屯村村民在勞作時,發現了一座地窖,文物工作者聞訊趕來,在地窖里發現了錯金銀銅鼎。銅鼎蓋器組成圓球形,附耳、短流。三獸蹄足蓋及腹背飾錯金細瓣花、三角雲紋,是一件罕見的工藝美術品。鼎,是用來盛裝流質食物的器具。鋪首銜環,是用來提攜的構件,常見於鼎、壺類器物的腹部。而以鋪首銜環做蓋鈕的形制,在商周青銅器中極為罕見。這種錯金銀的炊食器具,只有王室貴族家中才有,而出土此鼎的地點,恰在洛陽市的東周王城遺址區內。因此可以認為,這件精美華貴的器具,應是東周王室的用品。
古人的裝飾手法有多種。「鑲」是把東西嵌進去或是在外圍加邊,「嵌」是把東西鑲在空隙里,而「錯」則是用厝(cuò)石加以打磨使之光平。錯金銀,也稱金銀錯,是先在青銅器表面鑄出或鏨(zàn)刻出凹槽,然後嵌入金銀絲、片等,錘打牢固,再用厝石將其打磨光滑,使之與器物表面相平,最後用木炭和清水打磨,使青銅器表面和金銀紋飾各顯出不同色澤,映襯出瑰麗的圖案,達到突出圖案和銘文的裝飾效果。金銀錯這項精細工藝是古代科學技術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從另一側面也展現了東周王城曾經的輝煌。 名稱:戰國玉人時代:戰國時代(公元前475-前221年) 規格:通高7.50厘米 青玉質 簡介:
戰國玉人於1987年洛陽銅加工廠出土,作跂坐狀,雙手交叉置於腹前。跣足交叉於臀下。頭戴假面具,面具上附發髻,粗眉大眼,如意狀鼻,高顴大口,唇上劃須。面具以繩縛於腦後。頭頂短發結辮,大耳。上身著雞心領短袖窄衣,下著短褲。飾以大小方格、三角和條帶紋。
圓雕玉人在晚商和西周時期墓葬重多有出土。多位跪坐和站立狀,其用途具有普遍的宗教含義。春秋戰國時期玉人的發現不多,且形制矮小。此玉人的出現在當時極為罕見。玉人的服飾及穿戴更是以往所罕見。頭戴假面具的形象尤顯其神秘莫測的身份,雖然至今對此尚無定論。但一般認為其身份應為驅鬼辟邪正行儺戲的方相士的形象。這為研究我國戰國時期服飾及宗教史提供了重要的實物資料。 名稱:東漢石辟邪時代:東漢規格:高1.9米、長2.9米,重達8噸。簡介:
1992年,孟津縣會盟鎮漢光武帝陵南1公里處,村民正在為挖水渠幹得熱火朝天。挖至距地表約5米深處時,一塊巨石致使施工的村民無法繼續深挖。該縣文物部門聞訊後,立即組織發掘。多個大型石雕殘件相繼呈現在考古隊員面前。經修復,一座高1.9米、長2.9米,重達8噸的巨型石獸傲然挺立,石獸身長雙翼,形似獅虎,威風凜凜。
這座石辟邪系用完整的一塊青石雕成,身若虎豹,頭類獅子,嘴大牙銳,身長雙翼,昂首怒目,長尾拖地,雙角直豎,造型非常奇特,似有正欲起飛之感。整個石獸身體比例、神態、肌肉線條恰到好處,形象渾厚凝重,神氣十足,極具想像力;從雕刻技法來看,圓雕、平雕、線刻自然融匯,點、線、面、體結合得天衣無縫,展現了漢代爐火純青的石雕藝術。
迄今為止,在國內出土文物中,體形這么大、藝術手法如此精湛的石辟邪僅此一尊。 名稱:正始石經時代:曹魏正始二年規格:長75.4厘米,寬約50厘米 簡介:
曹魏在洛陽立國後,太學再度繁榮起來。曹芳繼承皇位後,決心整理《熹平石經》碑石,並刻經石作為補充。於是就有了從正始二年(公元241年)開始刻制的《正始石經》。北魏時,地方官建寺缺乏石料,便就地取材,用了部分石經的石碑。東魏建都鄴城,統治者欲通過水路將兩種石經一起從洛陽搬遷到鄴城,但運至今孟州市境內時,遭遇塌堤,近半石經掉入黃河,運到鄴城時,《漢魏石經》只剩下52塊了。公元579年,北周統治者又將石經從鄴城遷回洛陽。隋朝建立後,統治者又將部分石經從洛陽運入長安,不久被隋朝某政府部門改製成柱礎。到唐朝初年,魏徵收集石經時,已「十不存一」了。目前,國內所有《正始石經》殘碑存留的文字也不過2500餘字。
正始石經於1922年發掘於偃師市佃庄鎮太學村,出土後即被保存,它長75.4厘米,寬約50厘米,碑表刻《尚書》,碑里刻《春秋》,有600字左右。 年代:唐代(公元68—907年)
出土:1987年洛陽吉利區
規格:高45.5cm座徑22.6cm。
簡介:三彩燈是唐代使用照明用具。由座、柄、盤、盞四部分組成通體飾綠、棕、白三色釉,座為圓形,覆盆式,表面凹弦紋,並貼圓形寶相花和力士,柄為圓竹體狀,似竹節紋,其間和兩端分別以蓮花與座盆相連,造型優美,釉色鮮艷,是洛陽考古發現中首次發現,更是三彩中極為罕見的藝術瑰寶。 年代:西晉(公元265—316年)
規格:通高2.60厘米,長、寬各2.20厘米,重83.2克,含金量70%。
器形:印面呈正方形,鑿刻白文篆書「晉歸義胡王」五字,印鈕作駝形。
簡介:此印為四十年代孟津商人到甘肅從古董商手中購得。1973年交洛陽博物館收藏。
從此印的印文看,毫無疑問是晉朝印章。歸義,即歸化、降順。胡即指當時北方的少數民族匈奴。從這枚印在甘肅得來,所指胡王應當為晉帝所封得居住在涼州的匈奴首領。據文獻記載,晉時匈奴歸義之事皆發生在晉武帝時,故此印應為晉初武帝時之物,並由此得知這也是晉朝廷為了安撫少數民族,建立相互間的友好關系,以減少邊疆戰爭的一種具體措施。印鈕作駝形也是繼承自漢代以來對少數民族首領分封賞印多以駝、羊為鈕的傳統習慣。此印文布局嚴整穩重,字跡規正剛健,造型古樸簡練,也是嚴格繼承漢印風格的典型,時中國古代璽印中的佳作。同時,為研究我國古代篆刻和造型藝術提供了寶貴的資料。 基本陳列,位於展館一層,分三個展廳。展覽以時間為序展示河洛文明在史前時期、夏商周時期、漢魏時期、隋唐時期、五代北宋時期的發展歷程。薈萃歷代文物精品,展現「若問古今興廢事,請君只看洛陽城」的滄桑感與自豪感。其中重要展品有商周青銅器、有組合的西周鉛器和多種器形的「原始青瓷」,春秋時期的「齊侯寶盂」,戰國時期的金村大鼎和「繁湯之金」劍,西漢的彩繪壺和北魏王侯的儀仗俑以及絢麗多彩的唐三彩等等。展品中有一批國家一級文物,包括一些孤品,有相當一部分為首次展出。陳列輔以現代科技手段,從不同側面反映出古都洛陽悠久的歷史,燦爛的文化以及在中國歷史上的重要地位。「河洛文明」陳列在2013年入選第十屆(2011―2012年度)全國博物館十大陳列展覽。
史前時期:明星文物當屬陶火種器,這是古人用來貯存火種的器具,為我國史前考古首見。
夏商周時期:距今四千年前,洛陽已經開始成為華夏民族政治經濟的中心。洛陽偃師二里頭遺址被確認為夏朝故都斟鄩,洛陽博物館辟出獨立展廳展示夏代青銅器、陶器、玉器文物,這在國內外收藏機構中絕無僅有。其中,微雕綠松石獸高僅半厘米,對於研究我國微雕技藝發展具有重要價值。二里頭遺址的發掘,使人們對夏文化在豫西地區的發展有了全面的了解,展出的二里頭大型宮殿基址模型,使人們能夠感受四千年前我國王朝都城的建築規模。偃師商城遺址出土文物展現商代早期的文化特點。子申父己銅鼎是商代青銅器的代表,製作精美,尤其鳥形扁足頗為獨特,是商代晚期典型器。
西周文物有叔牝方彝、方座簋、兵器、饕餮紋方彝、甬鍾等。東周時期文物有錯金銀銅鼎、銅尊、盂、俑、盤、匜、銅壺、石磬等多種器物,其中齊候寶盂是洛陽出土的最大、最重的青銅器,重達75公斤,口徑70厘米,可謂「盂中之王」。銘文是研究周王室與諸侯聯姻關系的重要資料。展出的越王鼫與矛、吳王夫差劍是春秋戰國社會動亂,戰爭頻仍的明證。其中越王鼫與銅矛是越王勾踐之子鼫與的兵器,是洛陽地區首次發現的越王兵器,對於研究周王室與越國關系具有重要意義。銅方鏡則是運用了青銅透雕工藝,構思新穎,國內罕見。另有玉人一件,系國內孤品。此外,四系青瓷罍,釉面光亮,施釉均勻,吸水性弱,花紋樸素大方,保存完整,是原始青瓷中的精品。洛陽出土的商周原始青瓷數量佔全國半數以上,證明洛陽是當時原始瓷燒造的中心。兔紋銅觶,在頸部裝飾一周生動的寫實兔紋,比較罕見。哀成叔銅鼎,銘文記載哀成叔生平,共54字,這樣的長篇銘文在東周時期極其罕見,具有重要史料價值。
漢魏時期:這一時期包括西漢、東漢、曹魏、西晉、北魏等五個王朝。通過這一時期文物的展示,再現漢魏這一中國封建社會大發展、民族大融合時期,作為政治經濟文化中心的洛陽的風貌。展出的文物有:各種雜技俑、彩繪陶壺、釉陶器、王莽錢幣、銅鏡、玉飾等,最令人矚目的是「熹平石經」、「正始石經」。太學是東漢時期國家最大的教育機構,太學生多達三萬多人,石經是為了統一儒學經典文字、平息古今版本之爭而刻立於太學之前的,現存的殘塊是文化史上的瑰寶。
在漢代葬俗中,盛行在墓壁上繪畫,從日月星象,升仙打鬼,歷史典故到迎偈出行、歌舞宴飲。既有思想觀念,又有生活場景。這次展出的有「出行圖」(東漢原品)、「升仙圖」(摹本)、「大儺宴飲圖」等。
石辟邪,出土於漢光武帝陵以南,系完整青石雕成,渾厚凝重,神氣十足。釉陶博山爐,鏤空浮雕力士和諸多動物,形象生動。釉陶博山爐,在洛陽漢墓中少有發現。陶風車與米碓,製作科學,功能齊全,是研究古代農業機械史的重要實物資料。彩繪陶百花燈,通高92厘米,塑造眾多羽人和動物形象,繪以紅黑兩色,美麗絢爛。草葉紋釉陶罐在肩部飾有四組白色S形草葉紋,是漢墓隨葬品中極為少見的裝飾紋樣。斗獸紋綠釉陶壺,釉色清新光亮,紋飾為漢代比較罕見的浮雕斗獸紋,是低溫釉陶中的精品。晉歸義胡王金印,印文是當時匈奴歸化部落首領的封號,反映了民族融合的歷史。雞首青瓷壺,通體青釉,開片細膩均勻,是北魏青瓷中的精品。
隋唐時期:洛陽發掘的隋唐文物展示,反映中國封建社會的鼎盛時期,洛陽這個國際大都會的歷史風采。展出了東都洛陽城的沙盤模型,發掘出土的建築構建,各種各樣的彩繪俑,鎮墓獸及名聞遐邇、色彩艷麗的唐三彩及各種銅鏡、金銀器等。展出的東羅馬金幣和波斯銀幣,鑄造年代分別相當於隋和北魏,是通過絲綢之路的商旅傳到洛陽的,也印證了絲綢之路起於洛陽這一觀點。
展出的唐三彩,種類眾多,釉色絢麗,其中有神態各異的人物俑,有栩栩如生的動物俑,還有古樸典雅的生活器皿,特別是唐代女俑,體態豐滿,神情安逸,衣著華麗,發飾多樣,反映了泱泱大唐帝國民富國強、歌舞昇平的社會面貌。隋唐東都城皇城宮城沙盤模型,以方寸之地再現了規模宏大。布局嚴謹、設計天成的隋唐都城。
白居易故居、唐恭陵哀皇後墓和神會墓出土文物是這部分展區的獨特亮點。洛陽城內的白居易故居遺址是國內首次對名人宅地進行的發掘活動,發現與白居易有關的經幢、石硯等文物。唐恭陵則是洛陽唯一一座唐代帝陵,哀皇後墓出土精美絕倫的藍色與紅色釉陶器,器形飽滿,釉色晶瑩,尤其藍釉器極其罕見,為稀世珍寶。其中的藍釉燈為我國首次發現的通體藍釉器物。神會是唐代禪宗七祖,其墓中出土多件珍貴佛教用品,如長柄焚香銅爐,塔頂銅盒、銅凈瓶,都是研究唐朝禪宗的重要實物資料。
其他珍品還有:銀鎏金鏨花魚水紋海棠式盞托,盞是海棠花形,托呈橢圓荷葉形,水波、魚子紋地上有雙魚環繞,是唐朝金銀器中的精品。石蟾蜍,洛陽上陽宮溪流上的泄水裝置,是研究唐朝上陽宮的唯一實物資料。
五代北宋時期:這部分的精品有:瓷象棋,卒子齊全,時代確切,是考古發現年代和出土地點明確且保存最完整的瓷質中國象棋。泗州大聖石像,泗州大聖即唐朝初年西域何國人僧伽,他被視為觀音菩薩的化身。該造像碑保存完整,形象傳神,有確切紀念,極為少見。 洛陽博物館正門前東西兩側的一層附屬建築為牡丹花都特產展廳,面積約3600平米,主要匯集了河南省內尤其洛陽的知名特色食品、牡丹食品及農副產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