Ⅰ 外幣折算中折算方式選擇平均匯率如何折算
外匯折算，折算方式為平均匯率時，取值買入匯率與賣出匯率的平均數。
中間匯率亦稱「外匯買賣中間價」。它是不含銀行買賣外匯收益的匯率。銀行在買賣外匯時，要以較低的價格買進，以較高的價格賣出，從中獲取營業收入。
中間匯率常用來衡量和預測某種貨幣匯率變動的幅度和趨勢。
計算公式為：中間匯率=(買入匯率+賣出匯率)÷ 2
月度平均匯率=（月度初匯率+月末匯率）/2
季度平均匯率=（季度初匯率+季度內三個月月末匯率之和）/4
半年度平均匯率=（期初匯率+半年度六個月月末匯率之和）/7
年度平均匯率=（年初匯率+年度十二個月月末匯率之和）/13
Ⅱ 匯率超調理論的匯率超調與人民幣匯率制度選擇
由於我國是一個發展中大國，縣一級的基層單位構成了我國的經濟基礎。因此，我國商品市場仍然是一個分割程度相當高的市場，分割走向統一需要較長的歷程。在分割的市場中，信息的流動不是充分的，且是有成本的，一價定律不成立。這樣商品價格的調整速度就具有更大的滯後性和遲緩性。而我國的金融市場,其生成和發育是一個全新的過程，在借鑒國外先進經驗和引進先進技術設施的基礎上更易於形成一個統一的市場。目前，中國已基本上形成了一個統一競價的證券市場、外匯市場和貨幣市場。雖然整個市場還有待於進一步的規范發展，還不是一個有效的市場，但信息的流動相對充分，且成本較小，一價定律基本滿足，價格的調整也就相當迅速。所以，在統一市場中資產價格的調整速度要大於商品市場價格的調整速度，可能產生匯率超調。
當前我國與美國還存在一定的利差，國際收支「雙順差」，外匯供給持續增加，市場預期人民幣將保持小幅升值 。國內金融市場為套利資本流入所提供的風險報酬是本、外幣利差扣除匯率預期變動的那部分，導致了「國際熱錢」的大量流入。隨著熱錢的內流，外匯市場上的外匯供給進一步增加，人民幣面臨更大的升值壓力。我國的資本項目尚未完全開放，利率尚未市場化，而人民幣升值會給國內經濟帶來負面影響，中央銀行採取措施進行抑制，致使人民幣匯率對外匯供需的變化缺乏彈性。因此，人民幣匯率不可能在瞬間實現充分的升值以令市場形成對人民幣匯率將要貶值的預期，來抵消國內利率水平上升所形成的風險報酬。
匯率超調模型說明，均衡匯率的形成符合購買力平價理論。人民幣匯率面臨升值壓力和升值幅度的討論同樣可以認為升值幅度可以由購買力平價理論來決定。從長期看,均衡匯率的決定取決於相對經濟實力。而我國GDP 雖然穩步增長，但國情決定我國的經濟實力同發達國家相比差距仍然很大。因此，由人民幣隨預期浮動升值為時尚早。可見，多恩布希的標准匯率超調理論並不能解釋人民幣匯率目前的情況。但其揭示的匯率超調並不是源於市場中的群體效應，而是由於國內商品市場的價格粘性在當今社會的存在。因此在我們探討人民幣匯率變動時，多恩布希關於匯率超調和商品市場價格粘性，資本市場價格彈性的思想仍然在起作用，並且對我國如何完善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有很大的借鑒意義。 中短期應對策略：目前的人民幣匯率制度既非完全意義上的固定匯率制，也非真正意義上的浮動匯率制,而是政府根據市場變動狀況相機抉擇的浮動匯率制度。這種機制雖考慮了市場因素，但最終決定匯率的過程非常復雜。改革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是中國金融改革的重要目標之一，其根本目的在於更為市場化的形成機制。
1、維持人民幣匯率的基本穩定
2、逐步過渡到自由結售匯制
3、慎重處理好各種關系
4、穩定市場環境
5、健全金融體系
長期規劃：一是實現人民幣自由兌換。二是實行匯率目標區制度。
Ⅲ 轉什麼是匯率三難選擇
拿人民幣購買外匯,用銀行的實時現匯賣出價.
Ⅳ 匯率制度中選擇關鍵貨幣的原則有哪些
各國在制定匯率時必須選擇某一國貨幣作為主要對比對象，這種貨幣稱之為關內鍵貨幣。
選擇容關鍵貨幣應注意的三條原則：
1、必須是該國或地區國際收支中，尤其是國際貿易中使用最多的貨幣；
2、必須是在該國或地區外匯儲備中所佔比例最大的貨幣；
3、必須是可自由兌換的，它在國際上可以普遍接受的貨幣。
Ⅳ 外幣交易折算匯率的選擇有哪些
一般就是及時匯率
Ⅵ 什麼是匯率三難選擇
http://www.nanfangdaily.com.cn/zm/20040624/jj/jr/200406240038_268701.jpg ■一個國家的匯率隨著該國經濟的崛起而調整，這是一個必然的趨勢。日德的經驗表明，浮動匯率、放開資本管制，保持獨立的貨幣政策是大國經濟的必然選擇
從國際經驗來看，經濟大國在經濟高速增長時期往往會遇到匯率升值的內部壓力與外部壓力，能否處理好這個問題，對於該國的宏觀穩定和持續增長，對於該國順利實現經濟崛起，具有至關重要的意義。
日本引發通膨和泡沫經濟
上個世紀60年代到90年代，日本的進口和出口可以劃分為兩個時期：1970年代以前的貿易平衡時期和1970年代以後的貿易順差時期。
戰後經濟重建時期，日本國內投資需求旺盛，帶動了投資品進口的大量增加。為滿足投資品進口需求的增長，日本政府一方面採取外匯管制措施，一方面鼓勵出口換匯。這個時期日本對外貿易基本保持平衡，成功地保持了開放、平衡的經濟增長路徑。
1970年代以後，日本貿易品部門的勞動生產率快速提升，日本對外貿易由貿易平衡轉向持續貿易順差，這既來自於進口部門替代能力的增加，也來自於出口部門國際競爭力的不斷提高。
持續的經常項目順差造成了日元升值的外部壓力與內部壓力。相對於日本與德國經濟的迅速崛起，巨額的貿易逆差與資本外流讓美國難以繼續維持布雷頓森林體系下的固定匯率。美國與德國、法國、日本等國家協商美元貶值，但是遭到拒絕。
1960年代末到1970年代初，日本的主流看法是，日本經濟還很脆弱，日元升值會損害國內的經濟發展。對於美歐對日元低估的批評，日本政府相信可以通過國內政策措施緩解這些外部壓力。
日本政府曾於「尼克松沖擊」之前宣布了「八點計劃」，以降低國際收支順差，緩解日元升值壓力。這些計劃包括：增加進口自由化；對不發達國家採取優惠關稅；消減關稅；推進對內對外的資本投資；降低非關稅壁壘；加強對外經濟援助；評價出口稅的刺激作用以及引進「秩序化的市場」等。
除此之外，日本大藏省與日本銀行還極力勸說國內私人銀行更多持有美元資產，這樣有助於國內貨幣當局減少持有美元資產，進而減少貨幣供給高速增長與通貨膨脹的危險。
遺憾的是，「八點計劃」並沒有消除日元升值的預期，私人銀行也根本靠不住，關鍵時候他們還是根據市場信號辦事。尼克松講話之後，在美元貶值的普遍預期下，銀行為了自身的利益不得不大量拋售手中的美元資產。
1971年8月，尼克松總統徹底中斷了美元和黃金的兌換承諾，同時單邊向所有美國進口商品徵收10％的進口附加稅，這意味著其他貨幣對美元升值了10％。市場隨即出現了美元貶值的強烈預期和對美元的大量拋售。
最初，日本銀行不願放棄360日元兌換1美元的匯率水平。但要維持這一匯率，日本政府最大的困難在於必須吸納外匯市場上所有的超額美元供給，無論這些美元是來自貿易順差、美元資本的流入還是國內金融機構拋售的美元資產。事實上，盡管日本當時對資本賬戶還保持嚴格管制，但在尼克松講話後短短兩周內，日本的外匯儲備就因為吸納美元而增長了50％，由此導致基礎貨幣供給新增1.5萬億日元（當時基礎貨幣供給總規模為24萬億日元）。日本面臨著貨幣供給失控和通貨膨脹的嚴重威脅。
大量日元突然流入市場必然會帶來貨幣追逐商品的局面，通貨膨脹在劫難逃。經過1－2年時滯階段，日本經濟出現了嚴重的通貨膨脹。1970年代中期，日本通貨膨脹最高達到了接近25％的水平。
1980年代，日元再度面臨升值壓力。這次日本政府用利率政策為日元升值減壓，不料這種做法起到了為日本1980年代末期的經濟泡沫推波助瀾的作用。
日本儲蓄率非常高，高儲蓄率同時也支撐著非常高的投資率。1985年「廣場協議」以後，日元驟然升值了三分之一，這讓日本的貿易品部門突然難以像過去那樣通過出口為巨大的資本創造利潤，資本流向何處呢？
日本國內金融市場難以在短時間內為這些過剩資本找到合理的出路，於是，大量資本湧向房地產市場和股票市場，泡沫經濟一觸即發。
緊要關頭，日本銀行大幅下調利率，希望能藉此緩解日元升值壓力，減少匯率升值帶給日本經濟的負面影響。遺憾的是，擴張貨幣政策不僅沒有阻擋日元升值趨勢，反而刺激著洪水般的資本湧向房地產和股票市場，泡沫經濟更加嚴重。
德國選擇獨立的貨幣政策
1960年代到1990年代，德國經濟和日本經濟有非常相似的地方，二者都成了戰後世界經濟最突出的亮點，也都經歷了持續的貿易順差。1960到1990年的30年間，德國的對外貿易幾乎無一例外地保持順差，而且順差規模在1965年以後逐步擴大。與日本不同的是，德國的對外貿易更多地在歐洲國家占據較大比重，對美順差遠不如日本那樣集中。
在持續的貿易順差的推動下，馬克持續升值。從1960－1990年，馬克對美元的名義匯率從4.17∶1升值到1.49∶1，期間內累計升值1.79倍。同期馬克經過貿易加權的名義匯率升值1.43倍。無論是對美元的雙邊名義匯率，還是貿易加權的名義匯率，同期馬克升值的幅度都超過了日元。
布雷頓森林體系解體以前，馬克對美元保持固定匯率，但德國經濟相對美國經濟走強。固定的匯率無法反映國與國之間的經濟實力變化，為了保持和美元固定的匯率，德國貨幣當局不得不在市場上購入超額供給的美元。貨幣當局美元資產的不斷增加威脅到了國內的物價穩定。尼克松沖擊以後，對國內通貨膨脹深惡痛絕的德國貨幣當局放棄了當時4馬克兌換1美元的固定比價，馬克開始連續升值。
盡管馬克升值，但是德國的貿易順差並沒有因此減少。當時的貿易順差幾乎與馬克升值並駕齊驅，持續的貿易順差不斷推動馬克的進一步升值。1980－1985期間的馬克貶值主要是受到石油危機的影響，危機過後，馬克再次回到以往的強勢路徑上去。
德國貨幣當局政策旗幟鮮明，重心是國內，尤其是國內物價和產出穩定，馬克匯率處於相對次要的地位。在獨立貨幣政策、資本自由流動和固定匯率三難選擇之間，德國貨幣當局同樣選擇了獨立貨幣政策和資本自由流動，讓馬克匯率自由浮動。
比日本幸運的是，藉助歐洲區域內的貨幣聯動機制，歐洲其他國家在一定程度上分擔了馬克升值的壓力，德國馬克匯率較少受到投機資本的沖擊。
歐洲共同體國家於1972年達成協議，區域內各國貨幣之間匯率波動幅度保持在2.25％以內。1979年歐洲貨幣體系正式建立以後，這一區域內的匯率聯動機制也被延續下來。歐洲貨幣聯動機制的建立在一定程度上把對馬克升值的投機資本轉移到了那些貨幣聯動機制中相對較弱的貨幣身上。無論是來自美國的壓力，還是來自德國自身某項關鍵經濟指標的變化，當市場普遍預期馬克相對美元要升值的時候，投機資本並不直接沖擊馬克，而是把注意力集中在相對馬克較弱的里拉、英鎊或者是其他歐洲國家貨幣身上。
在投機資本的沖擊下，歐洲匯率聯動機制經歷了芬蘭馬克、英鎊等貨幣與馬克的脫鉤。但是，歐洲貨幣聯動機制最終保持下來。無論如何，匯率聯動機制更有利於區域內的貿易和投資活動，而且，釘住馬克也有利於保持國內更加穩定的物價水平。另外，誰又能保證，如果沒有歐洲匯率聯動機制，這些國家的貨幣不會受到投機資本的沖擊呢？畢竟，匯率聯動之間讓聯動機制內每個國家的貨幣相對美元都強大了很多。
不能讓貨幣政策成為附庸
通過以上對日本、德國1960－1990年匯率波動歷史的回顧與比較，可以得出以下幾方面的啟示：
一國經歷經濟崛起的過程中，會自然而然地遇到貨幣升值的內部壓力與外部壓力，匯率必然要隨著這種趨勢進行調整。匯率升值一方面反映了平衡外部收支的需要，另一方面也是重新調整國內經濟資源配置結構（由貿易品部門轉向非貿易品部門）的需要。
匯率調整的最佳方式是緩慢地漸進調整。經濟基本面的調整往往是緩慢漸進的過程，與此相對應，匯率的調整最好也是緩慢漸進的，這樣的調整過程最符合經濟基本面變化的要求，最有效率。另外，漸進的調整過程有利於國內經濟資源在貿易品和非貿易品部門之間的重新配置。日本的經驗告訴我們，面臨非常突然的大幅匯率調整，國內投資會一下子找不到出路，這部分資本如果大量湧向資本市場，很可能引發泡沫經濟。
浮動匯率、放開資本管制，保持獨立的貨幣政策是大國經濟的必然選擇。在資本自由流動、獨立貨幣政策和固定匯率的三難選擇之間，德國和日本先後都選擇資本自由流動、獨立貨幣政策，放棄了固定匯率。
一個國家作為世界經濟的重要新生力量崛起，必然要求該國的匯率作出相應調整。放開資本管制有助於讓市場更早地發現和解決問題，更有利於在市場找到合理、均衡的匯率水平，是漸進調整匯率的必要保障。一般情況下，不必過分誇大資本項目開放後投機資本對於貨幣的沖擊。德國比日本更早地開放了資本項目下的管制，其貨幣也經歷了不斷的投機性沖擊，但並不足以威脅國內的物價和產出穩定。
對我國而言，在政策目標的取捨方面，要強調維護國內貨幣政策的自主性，絕不能讓貨幣政策成為匯率政策的附庸。
日本試圖利用貨幣政策保匯率，最終匯率沒保住，反而觸發了國內通貨膨脹和泡沫經濟。德國的經驗表明，只要貨幣當局旗幟鮮明地維護國內物價和產出穩定，匯率浮動和資本項目開放並不足以破壞國內經濟。
在一國經濟崛起的過程中，要防止某些大國經常性地指手畫腳，就必須給予外界堅決維護國內貨幣政策自主性的明確信號，同時通過加強國際間的政策協調（如果在非常嚴重的時期也可以訴求於突然的資本管制）緩解國際壓力。
區域貨幣合作有利於區域內強國減少投機資本沖擊，減少匯率升值對貿易品部門的負面影響。利用歐洲貨幣區的匯率聯動機制，德國把投機資本引向了區域內那些弱國貨幣的身上，同時又藉助於區域內的匯率聯動減少了該國貨幣在區域內的升值，保持了區域內的貿易和投資穩定。
Ⅶ 如何選擇匯率制度
Fischer（2001）將以上的匯率安排歸納為三組：「硬」的釘住制（包括1和2，共有47個成員），中間匯率制度（包括3—6，有59個成員），和浮動匯率制度（包括7和8，有78個成員）。從以上數據可以看出，到2001年3月底，世界上大約有三分之一的經濟體，這其中大多是發展中經濟，實行的是中間匯率制度。Fischer指出在過去的十年中，隨著「硬」的釘住制和浮動匯率制在比例上超過「軟」釘住制，中間匯率制度正在逐步消失（見圖1，在1991年實行硬釘住制的國家有25個，佔16％，而到1999年則上升到45個國家，佔24％；同樣，在1991年，實行中間匯率制的國家有98個，比例為62％，而到1999年數目下降到63個國家，比例為34％；實行浮動匯率的國家數量在1991年為36個，比例為23％，到1999年的數量則為77國，佔42％）。他預期「兩極論」將適用於新興市場經濟。而在硬釘住制與浮動匯率制之間的選擇則根據經濟體的特徵，特別是他們的通貨膨脹歷史而定。硬的釘住制對於有長期的貨幣不穩定歷史的經濟體或者對在資本與經常帳戶交易幾乎與其它經濟體實現了一體化的經濟體適用。Summers（2000）的研究也發現最近的貨幣危機的根源不是財政赤字和經常帳戶危機，而是銀行和金融部門嚴重的脆弱性和短期資本的流入。他指出在金融自由化和資本自由流動的情況下，固定匯率制的表現是非常糟糕的，他認為選擇正確的匯率制度就意味著「從可調整的釘住匯率這樣的中間匯率向兩極匯率制度（浮動和固定匯率制），如果必要的話可通過放棄獨立的貨幣政策來支持」。
但也有人反對以上的「兩極論」觀點，因為兩極論是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公布的分類標准來進行研究的，但是基金組織的分類方法，特別是1998年以前的分類方法，可能只簡單的反映了成員國匯報的法定匯率制度。然而，基於金融市場和宏觀經濟變數實際運行的事實上的匯率制度可能更准確。一些經濟學家就是根據事實上的匯率制度研究來反對「兩極論」的。Levy-Yeyati和Sturzenegger（2000，2001）根據匯率波動率（以一年中名義匯率平均每月的絕對變動百分比計算）、匯率變動的標准差（以匯率每月變動率的標准差計算）、以及外匯儲備的波動率（以國際儲備相對前一月的貨幣基礎的每月平均變動率計算）這三個宏觀經濟變數，將經濟中的匯率制度分為四類：浮動匯率制、中間匯率制、固定匯率制和其他匯率制。這一分類方法又稱為LYS分類方法。按照他們的分析，歸為「中間匯率制度」的經濟體的數量仍然超過所有經濟體的四分之一。Masson（2001）還指出中間匯率制度還將繼續構成實際匯率制度一個可觀的部分。另外，Frankel（1999）也強調，兩極匯率並不是對所有國家普遍適用的，它只在一定時間內對某些國家適用。
Ⅷ 三元悖論下貨幣的政策選擇：兩位央行行長講話有何深意
三元悖論原則是國際經濟學中的一個著名論斷。但是，該理論是高度抽象的，只考慮了極端的情況，即完全的貨幣政策獨立、完全的固定匯率和完全的資本自由流動，並沒有論及中間情況。正如弗蘭克爾指出的，「並沒有令人信服的證據說明，為什麼不可以在貨幣政策獨立性和匯率穩定兩個目標的抉擇中各放棄一半，從而實現一半的匯率穩定和一半的貨幣政策獨立性。」這不能不說是「三元悖論」理論在具體目標選擇問題分析方面的局限。蒙代爾根據蒙代爾的三元悖論，一國的經濟目標有三種：①各國貨幣政策的獨立性；②匯率的穩定性；③資本的完全流動性。 這三者，一國只能三選其二，而不可能三者兼得。例如，在1944年至1973年的「布雷頓森林體系」中，各國「貨幣政策的獨立性」和「匯率的穩定性」得到實現，但「資本流動」受到嚴格限制。而1973年以後，「貨幣政策獨立性」和「資本自由流動」得以實現，但「匯率穩定」不復存在。「永恆的三角形」的妙處，在於它提供了一個一目瞭然地劃分國際經濟體系各形態的方法。根據「三元悖論」原則，資本自由流動、固定匯率制和貨幣政策獨立性三者的組合是一個可行的選擇，但是這一組合在現實中有效的前提是在假設一國外匯儲備無上限的條件下才能成立。實際上，現實中一國的外匯儲備不可能無上限，一國的外匯儲備總量再巨大，與規模龐大的國際游資相比也是力量薄弱的，一旦中央銀行耗盡外匯儲備仍無力扭轉國際投資者的貶值預期，則其在外匯市場上將無法繼續托市，固定匯率制也將徹底崩潰。因此，一國即使放棄貨幣政策的獨立性，在巨大的國際游資壓力下，往往也很難保證固定匯率制度能夠得以繼續。[1]
Ⅸ 各國的匯率是怎麼定的
匯率是以另一國貨幣來表示本國貨幣的價格。匯率下跌可以反映貨幣的一種貶值
我現在在讀金融，通俗解釋一下吧：
《假如》一模一樣的兩個物品，一個生產在中國，價格6塊，另一個生產在美國，價格1美元，所以說，一美元等於6元，匯率就是6:1=6
匯率的高低是由
1、利率（決定性作用）；2、國際收支及外匯儲備（基本因素）；3、通貨膨脹；4、經濟增長速度； 主要影響的。
1、利率：我國利率提高，將導致我國貨幣升值，反之，我國貨幣貶值；
2、國際收支及外匯儲備：在國際貿易中，如果貨幣收入總額大於支出總額（按上面的《假如》，比如一共支出了5塊錢，一共收入1美元，則凈收入是1美元減去5塊錢等於1塊錢），便會出現國際收支順差，反之，則是國際收支逆差。發生國際收支順差，會使該國貨幣對外匯率上升，反之，該國貨幣匯率下跌；
3、通貨膨脹：通貨膨脹的時候，是不是感覺錢沒有以前值錢了？按上面的《假如》來說，就是現在的6塊錢其實比不上原來的6塊，即是說比不上1美元，所以說，通貨膨脹會導致我國貨幣匯率下跌
4、經濟增長速度：根據凱恩斯（現代西方經濟學最有影響的經濟學家之一，他創立的宏觀經濟學與弗洛伊德所創的精神分析法和愛因斯坦發現的相對論一起並稱為二十世紀人類知識界的三大革命）的觀點，GDP的增長會引起國民收入和支出的增長，會引起本幣升值，反之貶值；
所以關於現在的人民幣貶值。。。樓主應該明白了。。。
希望能夠幫到你~要是我沒說明白，歡迎樓主追問哈~
Ⅹ 進口貨物入賬匯率按什麼確定
進口貨物入賬匯率按即期匯率或即期匯率的近似匯率確定:
依據根據《企業會計准則－外幣折算》第三章第十一條規定，企業在資產負債表日，應當按照下列規定對外幣貨幣性項目和外幣非貨幣性項目進行處理：外幣貨幣性項目，採用資產負債表日即期匯率折算。
因資產負債表日即期匯率與初始確認時或者前一資產負債表日即期匯率不同而產生的匯兌差額，計入當期損益。對於以歷史成本計量的外幣非貨幣性項目，已在交易發生日按當日即期匯率折算，資產負債日不應改變其原記賬本位幣金額，不產生匯兌差額。
(10)匯率三選二擴展閱讀：
我國現行會計制度規定，記賬匯率可以是外幣業務發生當日的匯率，也可以是當月1日的匯率。記賬匯率一經選用，在登記入賬時不得隨意變更。具體應用時，對於取得以外幣結算的資產、負債及相關的收入和費用，可以採用外幣業務發生時當日的匯率或當月1日的匯率記賬。
對於以外幣投入的資本：
1、合同或章程有約定匯率的，就按約定的匯率入賬。
2、合同或章程未約定匯率的，如果注冊貨幣與記賬本幣一致的，可採用當日匯率記賬；如果注冊
貨幣與記賬本幣不一致，應當按第一期第一次收到出資額時的匯率記賬。對於投入的以外幣計價的資產，按投入當日或當月1日的匯率入賬。
實際工作中，企業會計人員為了方便或者已有的習慣，往往各行其是，並沒有完全按照規定進行會計處理，企業內部如果採用不同的記賬匯率，在購貨或銷貨的情況下，就會出現不同的購貨成本、不同的銷售收入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