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 中國債務的風險到底有多高
中國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企業和居民的負債率到底是多少？這些債務的風險有多高，會不會對中國經濟增長構成系統性風險或者區域性風險，應對這些債務和風險有哪些應對舉措？基於此，日前，國務院信息公開辦與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共同舉辦第25次文津圓桌閉門研討會進行研討。
債務總量持續增長但整體可控
數據顯示，以廣義信貸總量的指標，到2016年一季度末，廣義信貸為134萬億，廣義信貸和GDP之比是193%，比2008年末上升79個百分點。以各項貸款比GDP的指標，到2015年底這個指標差不多是150%左右，比2008年末上升47.5個百分點。這說明這些年我國債務總量在持續增長。
不過，中國銀監會政策研究局副主任何國鋒稱，相對債務總量增長，債務結構的問題更加需要引起關注。
何國鋒強調，值得關注的是，社會整個融資體系結構不合理，長期依賴銀行體系。他說，近年來，直接融資尤其債券融資這塊發展比較快，但股票融資佔比比較低。2015年末債券和股票融資總量在社會融資規模佔比14%左右，這導致實體經濟融資壓力和風險過度集中在銀行體系，銀行業承擔了大量本來應該由資本市場解決的一些金融服務，像科技創新、大眾創業、兼並重組這些應該由股權融資來做更好一些。
就整個銀行體系來看，中國銀行(601988,股吧)體系的不良貸款率仍較低。何國鋒提到，今年一季度末，商業銀行不良貸款率為1.75%，同時整個貸款損失准備也比較充足，目前商業銀行貸款撥備有2.4萬億，今年以來還在增長，撥備覆蓋率175%，貸款撥備率3.06%，對於不良貸款仍有充足的撥備。
此外，企業債市場信用風險總體可控。
截至2016年3月底，企業債券存量規模4.17萬億元，占整個公司信用類債券余額的四分之一左右。國家發改委財政金融司財政處處長關鵬表示，發改委管理的企業債券最大的特色是與投資項目直接掛鉤，服務於國家重大戰略、重大規劃和重大政策，資金的投入大都形成了一些比較優質的資產，能夠產生穩定的經營收入，是債券還本付息的重要保障。因此，企業債券在整個公司信用類債券的各品種中違約數量最少，信用風險總體可控。
另外，財政部預算司債務處處長尹李峰也提到，根據目前掌握的情況來看，當前政府債務風險總體可控。
尹李峰說，截至2015年末納入預算管理的中央政府債務10.66萬億，地方政府債務16萬億，兩項合計全國政府債務26.66萬億，佔GDP的比重為39.4%，低於歐盟60%的預警線，也低於當前主要市場經濟國家和新興市場國家的水平。
尹李峰表示，從地方政府債務來看，目前債務風險也總體可控，以國際通用債務率(債務余額/綜合財力)指標衡量，2015年地方政府債務率為89.2%，低於國際通行警戒線。與一些發生債務危機的國家不同，我國地方政府債務形成了大量與債務相對應的優質資產作為償債保障，加上未來一段時期內我國經濟將保持中高速增長，也為債務償還提供了根本保障。
不過，針對地方政府債務管理目前存在的地方政府的償債能力總體有所下降、局部地區的債務風險有所上升、地方政府違法或變相舉債擔保情況仍有發生、一些地方還有一些不規范的PPP模式等新情況和問題，尹李峰稱，有關部門正在督促地方和相關部門採取措施加以解決。
從居民負債來講，國家開發銀行研究院副院長曹紅輝提到，2013年中國達到55.5%，美國為113%(2007年為143%)，日本是130%。相對來講，中國的居民部門負債率還是有較大的發展空間。
曹紅輝說，消費的貸款在中國是兩倍於經營性負債的，佔到整個居民負債的32%，其中居民負債中，80%是用於購買房產，其次就是汽車和信用卡的貸款。另外，中國的居民人口結構中，40歲以下佔53.71%，這說明中國人口年齡結構並非是造成中國居民負債增長的一個顯著制約因素，今後還有比較大的增長空間，人口結構沒有成為一個約束。按照美國15%的居民負債的邊界來看，大概我們可以新增40.69萬億的居民負債空間。綜合舉措解決結構性債務問題
在論壇上，國家開發銀行研究院副院長曹紅輝表示，全球債務同樣在增長不能光拿中國說事。他說，從全球來看，2000年開始全球債務87萬億，2007年是142萬億，2014年是200多萬億。在2007年到2014年債務危機債務救助中全球性增加了57萬億美元。債務對GDP比例，全球上升了17%，絕對值和相對值都在上升。到現在為止這種持續上升的趨勢沒有發生根本性的逆轉，但各個國家的情況不一樣。
雖然總體負債水平上升，但相對發達國家，發展中國家的GDP負債水平還是處於一個比較低位的水平。
曹紅輝說，2001年到2014年，發達國家的債務規模達到49.7萬億美元，新興市場為14.2萬億美元。從全球來看，數量眾多的邊緣化國家的負債率在下降，少數重要的經濟體的負債率卻在快速上升，這其中存在結構性差異。比如，美國2001到2014年負債率從53%上升到100%，日本從153%上升到200%。在去杠桿的過程中，美英兩國效果最為顯著，但其他發達國家的居民債務水平不減反增，比如加拿大、韓國和澳大利亞的債務持續膨脹，荷蘭、丹麥、挪威的杠桿率大大超過了美國的峰值。
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客座研究員萬喆說，中國的債務狀況總的來看有三點，一是赤字總體比較小，二是經濟增速仍然全球領先，三是中國政府掌握了很多生產性資源，不大會出現資不抵債的狀況。整體來說，債務水平和狀況應該是可控的。但問題是，既然債務實際可控，為什麼坊間、尤其外圍對中國的債務問題會有這么大的恐慌呢？
她說，這其中有一些問題值得關注，比如債務總體不透明，除了過去不願意主動公開債務情況外，就是目前提到的大部分債務都是直接顯性的債務，有一些直接隱性和間接的債務沒有談到，隱性債務如何清算出來也是一個比較大的問題。另外，政策的不連續，在某些政策上有一些突然性，轉向特別陡，或者一些政策到基層後出現異化，再有可能一些可執行的程度不是那麼高，這容易招致質疑。
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首席經濟學家何帆也認為，中國的債務問題是結構性的。總體來看，中央政府的債務水平並不高，地方政府的債務水平增長速度比較快，企業負債水平較高。這反映出：第一，中央政府不願意用擴張性的財政政策，還是希望地方多花錢，中央和地方的財權和事權並沒有明確劃分清楚。第二，企業負債很高，跟依靠貸款的粗放增長方式，跟中小企業融資難等問題都有關系。比如，大的央企融資超過了自己的需求，錢到手之後轉手倒給中小企業，自己還能賺一筆錢，導致負債率越來越高。如果看這些指標，只能說中國經濟處於亞健康狀態，但並沒有到了馬上就要出現危機的地步。
何帆預測，如果真的出現危機，肯定反映在流動性方面。政府債務的騰挪空間更大，很有可能出事情的是企業的負債，企業到最後還不上錢了。只是目前來看，企業的盈利狀況大體來講還比較穩定，沒有出現明顯的惡化，另外，企業的資金仍然主要用於日常經營，尚未出現企業資金大量被佔用還舊債的情況，也沒有出現明顯的還債擠佔了投資的情況。
何帆認為，債務問題是必須盡快解決的。不過，中國還遠遠沒有到了馬上就要爆發債務危機的時候，不必過分擔心。有時候，債務危機是自己嚇出來的。
何帆建議，應該密切關注債務指標，同時盡快做好預案准備。各種解決債務問題的政策措施很可能會有一定的副作用。解決債務問題，需要「雞尾酒療法」，各種葯效需要配合，劑量需要斟酌，對潛在的副作用要有充分考慮。
何國鋒也表示，要實現經濟有序去杠桿，把債務盡可能的降下來，還是應區別對待，分類施策。從銀行信貸角度，總的思路還是應該通過信貸結構的調整和優化，對不同行業或不同產業採取不同的措施。從銀行監管角度來看，企業負債整體較高，同時企業債務風險已經有所暴露。當前，主要以央企作為突破口來研究怎樣降低企業債務負擔和企業債務鏈，緩解企業相互拖欠資金的問題，同時穩妥處置僵屍企業的信貸風險。對僵屍企業，現在主要還是盡量推動其進行兼並重組、債務重組，盡量少實施破產清算，對於必須要破產清算的也是在多方研究信貸怎麼退出來，包括信貸退出的方式、節奏，包括影響，盡量不搞大規模一刀切退出。
B. 中國經濟的杠桿率為何會上升那麼快
據報道，日前有經濟學家表示，應該將GDP增速從宏觀調控目標改為預測指標，以避免過度追求GDP所導致的地方過度負債、宏觀杠桿率上升、經濟結構扭曲、數據作假等一系列問題。
由於考核機制涉及到提拔升遷，而許多地方政府並沒錢做大GDP，所以必須要靠負債投資，各種隱性地方債務不斷變著花樣做大，宏觀上就體現出很高的杠桿率，而且過去十幾年，中國在所有大國中宏觀杠桿率上升速度是最快的。
多數經濟學家認為，應該將GDP指標從宏觀調控的核心目標改為預測指標，保留其對預期的引導和其它工作的指導參考作用，而弱化其業績考核的功能。也有專家認為，弱化GDP作為核心調控目標的第一步可以考慮採用一個較寬的GDP增速目標區間並顯著降低GDP增速目標。
希望中國經濟可以實現健康發展！
C. 杠桿率的計算公式
杠桿率是指資產負債表中總資產與權益資本的比率，杠桿率是衡量公司負債風險的指標，從側面反映出公司的還款能力。杠桿率的倒數是杠桿倍數,杠桿倍數越高，越容易受到收益率和貸款利率的影響。杠桿是一把雙刃劍，當企業盈利時，增加杠桿能擴大盈利，但是加的過多，風險就會上升。因此高杠桿帶來收益的同時也放大了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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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中國經濟杠桿率真的偏高嗎
中國無疑正處於一個不確定的年代。回頭看2015，很多一致預期被證明是一致錯誤：央企沒有等來激進的混改，卻等來了一場說走就走的合並;地方政府沒有等來期待的財權，卻等來一堆來去無蹤的置換債，人民幣沒等來美聯儲加息，但還是來了一次出其不意的暴貶……不是我們不明白，而是世界變化快。帶著2015的經驗，我們對2016年的中國經濟作出以下判斷：1經濟增長目標下調到6.5%，實際增速略高於目標2015全年保7基本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從以往4次下調目標的歷史來看，如果當年沒有完成目標，一定會導致增長目標下調，比如1998和2014年。以此推斷，2016年經濟增長目標下調是大概事件。而根據以往的經驗來看，目標可能定在6.5%，但最終的實際增速可能略高於6.5%。2CPI繼續「1」往無前，PPI連跌超過50個月，通脹有驚無險2016年預計CPI同比1.6%，較2015年略有回升，但仍然有驚無險。預計明年PPI累計負增長將超過50個月，但同比跌幅將收窄。假定明年油價漲4.5%，其它因素影響不變，則PPI跌幅可能收窄2.5-3個百分點左右。3美聯儲加息靴子落地，資本加快「走出去」，人民幣再現一次性貶值美聯儲加息的條件已經具備，現在只是何時扣動扳機的問題。目前看，12月加息的概率已經達到70%，即便12月沒加，明年也會至少加一次息。對人民幣來說，美聯儲加息也好，加入SDR也好，其象徵意義都已經大於實質意義，人民幣的長趨勢拐點已經形成。盡管短期央行可以通過量價干預維穩，為加入SDR護航，但貶值壓力只會推遲，不會消失，最終達到臨界點，央行可能不得不再次允許人民幣一次性貶值。4貨幣政策從主角變配角，降息空間明顯收窄，降准次數不少於今年2015年貨幣政策是絕對的主角，2016年可能逐步退居配角。貨幣寬松的方向不會變化，但思路上會有所調整，從主動到以被動對沖為主，政策重心逐步轉向財政政策和供給側改革。根據我們的預測，2016的通脹會高於今年，降息的次數會明顯減少，而降準的次數不少於今年。2016年專項金融債等公共融資工具會繼續放量，這其實也是一種另類的特別國債，如果只是從存量池子里拿錢，那可能會使穩增長的效果大打折扣。5財政赤字至少擴大到2.5%，擴大發債+結構性減稅，政策性金融+PPP配合政府大幅加杠桿財政政策將逐步取代貨幣政策成為主角，財政赤字率至少會擴大到2.5%。近日財政部副部長朱光耀稱要反思財政政策，其中特別提及「3%的赤字率是不是絕對科學，值得探討」，暗示中央已經開始反思積極財政不積極的問題。財政政策主要有兩個抓手：擴大政府發債規模+結構性減稅。而明年更重要的是財政政策的配套政策，主要是通過發行政策性金融和推廣PPP配合政府加杠桿。今年是PPP項目的招標年，明年才是簽約年，3.4萬億的存量PPP項目中的簽約規模將超過1萬億。6注冊制推動股票供給放量，股票市場不會有驚心動魄的瘋牛，只有搖搖晃晃的慢牛2016年大概率推出IPO注冊制，注冊制長期是利好，但短期可能加劇市場波動。總體來看，2016年股市不可能重復今年的瘋牛，搖搖晃晃的慢牛是大概率事件，一是成本下行可能放緩，二是需求端尚未完全企穩，三是供給端產能尚未開始消化。因此支撐市場還是只能靠估值，而這樣的市場一定是敏感和反復的。7信用風險加速爆破，國企違約成為常態，無風險收益率繼續下行中國非金融企業杠桿率約為123%，是主要經濟體中最高的。未來去杠桿的五種途徑中，由於種種原因，大部分傳統產業都不得不選擇最後一種道路：信用違約。基於這種邏輯，2016年信用風險會比2015年更頻繁。只要看不到經濟復甦或大規模債務減記，2016年信用違約事件會進一步蔓延。政府為守住金融風險底線，仍會去保一部分存量債務，但失去保護的范圍會越來越大，國企違約將成為常態。此外，信用風險的釋放有助於推動無風險利率繼續下行。8十三五規劃開局之年加速落地，美麗中國成為最大亮點2016年是十三五規劃的開局之年，而美麗中國無疑是最值得期待的亮點。十三五規劃把綠色發展列入五大發展理念，並首次提出「最嚴格的環保制度」和「美麗中國」概念。生態環保作為一個產業已經站在了更大的風口上。第一，監管體系從屬地管理轉向垂直管理，打破地方保護主義;第二，通過市場化的交易、融資和管理機制來激發地方政府和社會資本的積極性。9國企改革1+N方案陸續落地，國企整體上市加速推進，央企合並步伐放緩2015年是國企改革的頂層設計年，「指導意見」和一系列配套改革方案出台，1+N的頂層設計逐步成型，2016年將進入落地之年。首先，央企層面主要看整體上市，合並步伐會低於預期;第二，地方國企改革重點看混改，主要是資產優質的發達地區。10房地產銷售結束迴光返照，地產投資第一次出現年度負增長，國家住房銀行提上日程房地產銷售在2015年迴光返照，2016年將再次回到現實。30大中城市的高頻銷售數據9月就已開始回落，全國的商品房銷售也在10月首次出現回落，政策寬松帶來的短期效應正在逐步消散，地產身上的鐐銬從來就沒有消失過。我們認為，房地產投資的情況要比銷售更糟。2014年新開工面積負增長，2015年施工面積負增長，2016年房地產開發投資可能出現全年負增長。所以，房地產政策的核心是消化庫存。此外，作為激發合理需求、構建住房融資體系的關鍵，國家住房銀行有望加速提上日程。
E. 中國的債務杠桿到底有多高
240%，這是東方匯理銀行的高級經濟師高大力給出的一個預測值。這個數值意味著，到2013年底，中國這個經濟體中的政府債務、企業債務、家庭債務的總和，也就是債務總額，相對於中國經濟全年的GDP而言，比例將達到240%。也就是說，債務是收入的2.4倍。
雖然很多人關心政府債務，而地方債在去年底也有了一個官方說法，但我們大多數人還是對中國經濟的整體債務水平缺乏概念。高大力的預測，應該算是我能看到的最新預計，因為2013年才剛剛結束。
簡單看到240%這個數值，會發生很多誤讀。你的第一感覺應該是太高了，難道1元錢的GDP需要2.4元的債務來支持嗎？這種感覺對也不對。說對是因為比例的確不小，說不對是因為你可能從來沒有對債務GDP比例有過認識，超過100%的比例你都可能認為不妥。
我們需要做一些對比。高大力認為中國需要大規模的債務重組，因為如果他的預測正確，240%就不是一個好兆頭，「在歐債危機高潮期，歐洲債務總量佔GDP的比例約為250%」。這是橫向比，縱向比呢？2012年底，中國所有債務的總額已佔GDP的216%。因此到2013年的預測值240%，杠桿上升的勢頭依然很猛。
216%這個數據來自哪裡？高大力沒有說清楚來源，但我能找到的一個近似數據是215%。這個數據是上月剛剛發布的，來自於中國社科院「中國國家資產負債表研究」課題組。社科院副院長李揚強調，中國全社會的杠桿率已經很高，「去杠桿」在所難免。
李揚認為，從總量上看中國的總債務水平低於大多數發達經濟體，但比南非之外的其他金磚國家都要高，尚處於溫和、可控階段。鑒於中國的債務水平近年來上升較快，應當保持警惕。從風險視角來看，李揚指出，國家資產負債表近期的風險特點主要體現在房地產信貸、地方債務以及銀行不良貸款等項目，而中長期風險則更多集中在對外資產、企業債務以及社保欠賬等項目。無論哪類風險都和發展方式、經濟結構密切相關，應對辦法還是轉變發展方式，調整經濟結構。
李揚說的轉變發展方式，調整經濟結構，和高大力說的大規模的債務重組有什麼不同？我看沒有什麼不同。李揚說的是方式，高大力說的是方法。調整經濟結構，轉變發展方式，在實際操作層面上不可避免地就是大規模的債務重組。
從李揚2013年底公布的2012年底的債務GDP比例215%，到高大力2014年初預計的2013年底的債務GDP比例240%，這是一個怎樣的增速？如果你還是認識不夠，我們再看看之前的數據。
在我可以查到的說法中，渣打銀行[微博]的王志浩2012年11月時曾經預計當年年底中國債務佔GDP比重將超200%。現在來看基本沒錯。而當時王志浩還提及了他掌握的兩個數據，「(中國的)信貸擴張在2009年經歷了快速增長之後，整體杠桿率從2008年底的153%增加到2009年底的185%。」
如果王志浩的數據基本准確，而高大力的預測基本靠譜，那麼中國經濟的整體杠桿率，相當於從2008年的153%漲到了2013年的240%。
正因為這樣的勢頭，所以高大力說「如果這個步調持續下去的話，十年以後債務佔GDP的比例可能會達到500%。如果到了這么高的杠桿率，比較疲軟的企業和政府必然會違約。在接下來五到十年，中國必須要有大規模的債務重組，否則違約風險將大增」。
2014年開始，我已經在《地平線》專欄中寫了三篇文章，分別是「2014年看好中國的最大理由」、「索羅斯的中國難題」、「央行的算盤：緊而不慌的『去杠桿』」，加上今天這篇「中國的債務杠桿到底有多高？」半個月我都在討論中國經濟的杠桿率。
這里並沒有給出一個明確的答案，而是列舉了各方面對中國杠桿率的分析和預測。有樂觀一些的，也有悲觀之極的。但是，所有人都會承認，一個僅僅依靠債務杠桿支持的GDP增長是不可持續的，大家的分歧只不過在於，中國經濟的杠桿過程到底在什麼位置？是在一個上升過程中，還有增加的餘地？還是到了一個頂點，即將反轉？還是說已經開始反轉，開啟了去杠桿化的過程？
我覺得對這個問題的回答非常重要，因為不同的位置將強烈暗示著央行貨幣政策的不同操作。如果杠桿還在上沖，意味著市場主體主動加杠桿的慾望還在，那麼央行就應該從緊甚至加息；如果杠桿已經開始收縮，一個債務收縮的過程已經開始，央行反而應該為了穩定需求放鬆銀根，比如降低存款保證金率甚至減息。
央行有沒有答案？在央行最新發布的數據中，2013年全年社會融資規模同比增長9.7%，達到17.29萬億元的年度歷史最高水平，全年新增人民幣貸款同比增長8.4%。而央行的表態是，「2013年M2和貸款數據基本達到調控要求，今年將繼續實施穩健的貨幣政策，適時適度預調微調，不會收緊或放鬆貨幣政策。」
不收緊不放鬆，這就是央行對杠桿位置的判斷嗎？
F. 中國經濟杠桿率處於穩定狀態嗎
據報道，隨著去杠桿進程的推進，我國總體杠桿率雖然保持基本穩定，但國有企業杠桿率和地方政府債務依然是當前我國最突出的債務問題和去杠桿工作的重點領域。
據悉在剛剛過去的2017年央企、國企去杠桿確實已取得積極成效。數據顯示，2017年國企資產負債率為65.7%，相比上一年下降0.4個百分點。而規模以上工業企業資產負債率為55.5%，相比上一年下降0.3個百分點。
目前國資委已制定了中央企業降杠桿、減負債、控風險的指導意見，並明確到2020年前中央企業的平均資產負債率要再下降2個百分點。
G. 為何說中國經濟整體杠桿率在全球是屬於中等可控的
據報道，近日五道口金融學院理事長兼院長吳曉靈4日2017清華五道口全球金融論壇上表示，任何一個經濟活動沒有杠桿是不可能的，中國經濟的整體杠桿率在全球是中等的、可控的。在嚴厲控制政府債務率上升的同時，要努力進行金融改革，讓企業能夠把杠桿率控制在適度的范圍。
第二，推進企業的並購重組，優化企業結構，在經濟結構調整階段，應該做存量的結構調整。企業的存量結構其實就是收購、兼並，在收購、兼並的過程中，要有杠桿，但是杠桿要適度，規則要明確，同時還要發展多層次資本市場，提供更多股權融資渠道。
據悉本次大會將會探討如何在經濟全球化的背景下，進一步完善金融風險管理機制，未雨綢繆、防患未然，不斷提高金融業競爭能力、抗風險能力、可持續發展能力，切實維護我國金融安全。
H. 為什麼說中國全社會的杠桿率已經很高
據測算，2012年中國全社會的債務規模達到111.6萬億元(人民幣，下同)，占當年GDP的215%。李揚強調，上述數據顯示中國全社會的杠桿率已經很高，「去杠桿」在所難免。
I. 債券杠桿率怎麼算
例子：比如一個債基有2億元，買了價值1億8千萬的債券，又通過抵押債券正回購買了1億2千萬的債券，則該債券基金的杠桿率是150%。計算過程就是這只債基拿著2億的資產做了1.2+1.8億的投資，所以杠桿率為3/2=150%。
債券基金的杠桿率是由於債券正回購造成的，債券正回購是把自己手裡面已經購買的債券抵押到銀行間或者交易所，簽訂回購協議，借入資金的方式。
債券回購是指債券交易的雙方在進行債券交易的同時，以契約方式約定在將來某一日期以約定的價格（本金和按約定回購利率計算的利息），由債券的「賣方」（正回購方）向「買方」（逆回購方）再次購回該筆債券的交易行為。
從交易發起人的角度出發，凡是抵押出債券，借入資金的交易就稱為進行債券正回購；凡是主動借出資金，獲取債券質押的交易就稱為進行逆回購。
(9)中國債務杠桿率擴展閱讀：
交易單位
即證券交易所對回購交易雙方參與回購交易委託買賣的數量規定。上海證券交易所對參與回購交易進行委託買賣的數量規定為：
1、申報單位為手，1000元標准券為1手。
2、計價單位為每百元資金到期年收益。
3、申報價格最小變動單位為0.005元或其整數倍。
4、申報數量為100手或其整數倍，單筆申報最大數量應當不超過1萬手。
5、申報價格限制按照交易規則的規定執行。
深圳證券交易所規定，債券回購交易的申報單位為張，100元標准券為1張；最小報價變動為0.01元或其整數倍；申報數量為10張及其整數倍，單筆申報最大數量應當不超過10萬張。其它規定與上海證券交易所類似。
參考資料來源：網路-債券回購
J. 如何看待中國債務水平 人民日報
最近，關於中國債務的話題持續升溫。前不久，IMF在年度審議中表示，中國經濟在未來三年的增長將快於預期，但原因是政府不願遏制「危險」水平的債務。對於這一說法，我們需要理性分析，防走極端。特別要明確的是，我國經濟運行穩中向好，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扎實推進，債務水平合理可控，我國現在沒有、將來也不會發生債務危機。
需要注意的是，IMF特別強調的影響中國經濟運行多個變數中的債務水平指標，其實也是我國管理部門與經濟界已討論多年的一個見仁見智的指標。重視和強調這一指標而考慮如何防範可能與之伴隨的風險因素，具有審慎取向和預警意義，但此次IMF的強調，引人注目的同時給出了對未來五年的預測：2022年這一指標將超過GDP的290%，並伴之以從當下看即為「危險水平」的評價，這就有些危言聳聽的意味，並容易誤導輿論了。
從我國的債務水平和債務結構看，首先，我國政府部門和居民部門的債務水平較低；其次，我國非金融企業杠桿率雖然較高，但風險可控。觀察債務水平，應該從兩個角度來分析，一方面，從國際經驗來看，在一個經濟體「經濟起飛」、超常規較快發展或做出特定調整的階段，這一指標的表現就會是比較高的，工業革命後率先成為發達經濟體的英、美曾經如此，近幾十年間東亞具有代表性、成功進入高收入階段的經濟體日本、韓國亦如此。另一方面，還必須考慮我國的特定因素。其中一個因素，是中國迄今為止還是以間接金融為主的經濟體。此特徵帶來的較多「重復發生與計算」的負債，要為中國債務水平貢獻多少「增加因素」，尚難以明確量化，但造成了中國債務水平與IMF所說「國際經驗」的不可比，以及其據此得出的「危險程度」判斷的偏高，則可以肯定是無法忽視的。
我國政府對於控制債務水平是高度重視的，並推出了一系列有力有效的應對舉措。2015年底，中央提出，在適度擴大總需求的同時，著力加強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著力提高供給體系質量和效率。自此，以「三去一降一補」為重點任務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轟轟烈烈地展開。其中一個重要切入點就是「去杠桿」，首先所指的就是宏觀視角偏高的負債水平，包括所要控制的代表性指標廣義貨幣供應量M2，以及企業部門的負債率等。去年底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把防控金融風險放到更加重要位置」，並對處置債務風險作出了一系列部署。前不久召開的全國金融工作會議更是把防控金融風險提到了一個新的高度，強調防止發生系統性金融風險是金融工作的永恆主題，要把主動防範化解系統性金融風險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科學防範，著力防範化解重點領域風險，並宣布要設立國務院金融穩定發展委員會，在指導金融服務實體經濟的同時，深化金融改革，加強金融監管與風險防範，這當然包括總體負債水平的控制。此外，中央還要求「把國有企業降杠桿作為重中之重」，對金融風險要「早識別、早預警、早發現、早處置」，並「嚴控地方政府債務增量，終身問責，倒查責任」。除了相關的政策措施，我國經濟發展潛力大、韌性足、有優勢，這些都為防範債務風險、解決債務問題提供了堅實基礎。總之，作為研究者，我更願意把IMF此次年度審議中的相關信息，看作善意的提醒或預警，同時並不贊成由此而滑向走極端的危言聳聽與過度悲觀態度，我們應辯證看待、深入分析中國債務水平，並得出更為理性的結論。
（原文來源：經濟日報 作者賈康系華夏新供給經濟學研究院首席經濟學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