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林毅夫當年是怎麼到大陸的啊
林毅夫當年是游泳到大陸的。按照當時盛傳的說法，1979年5月16日傍晚時分，林毅夫「假傳演習命令」，下達宵禁令，由連傳令兵通知沿海崗哨，不準駐防馬山播音站的官兵在夜晚點名後走出營房；若發現有人下海游泳，嚴禁開槍射殺，以讓游泳者順利泅水「叛逃」對岸；即使聽到槍聲，也不準一探究竟。
其實，那個「游泳者」不是別人，正是下達宵禁令的林毅夫。林毅夫失蹤的那天晚上，金門全島雞犬不寧，所有駐軍出動，連夜展開全島水陸兩域地毯式搜索。為防「叛逃」泄露軍機，連隊當即修訂了作戰計劃，兩天後展開了全島東西守備部隊互換防區的大規模演習。
另一社會上的傳說，林毅夫是抱著兩只籃球游過海峽的。這個傳說，在2008年3月7日的林毅夫夫婦的新聞發布會上，被證實是謠言。最大的可能是林毅夫穿著救生衣游過海峽。
(1)國際儲備林毅夫擴展閱讀：
林毅夫研究領域為發展經濟學、農業經濟學、制度經濟學。2008年2月4日，世界銀行行長羅伯特·佐利克（Robert Zoellick）正式任命北京大學經濟學教授林毅夫為世行首席經濟學家兼負責發展經濟學的高級副行長。世行的首席經濟學家在擬定研究計劃及發展方向上扮演相當重要的決策角色，林毅夫出任世銀首席經濟學家將更進一步轉變世銀與中國的關系。林毅夫是首位在世界銀行或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獲得如此高職位的中國人。目前為止在國外經濟學期刊中發表論文最多的中國大陸經濟學家。
2. 亞投行首任行長為什麼不能選林毅夫
並不是說金立群比林毅夫強，也沒聽說在國際上金立群的評價比林毅夫高，是因為中國在策劃和籌備亞投行的時候都是派金立群來做這些工作，理所當然亞投行的行長就是金立群，並不存在誰能力高低，和評價好壞之分
3. 既然台當局已把林毅夫定為要犯為何不派特勤去美國把林毅夫抓回來
連最基本的國際關系都不懂呀？國家間沒有引渡條例就不行
4. 林毅夫稱我國具備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條件，什麼是中等收入陷阱
中等收入陷阱是一個國家發展到中等收入階段(人均國內生產總值3000美元左右)後，可能出現兩種結果:一個是持續發展，逐漸成為發達國家。另一個是出現貧富懸殊、環境惡化甚至社會動盪等問題，導致經濟發展徘徊不前。後一種結果稱走入了中等收入陷阱。
定義
世界銀行《東亞經濟發展報告(2006)》提出了"中等收入陷阱"(Middle Income Trap)的概念，基本涵義是指:鮮有中等收入的經濟體成功地躋身為高收入國家，這些國家往往陷入了經濟增長的停滯期，既無法在工資方面與低收入國家競爭，又無法在尖端技術研製方面與富裕國家競爭。
拉美地區和東南亞一些國家則是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典型代表。
一些國家收入水平長期停滯不前，如菲律賓1980年人均國內生產總值為684.6美元，2014年仍只有在2865美元，考慮到通貨膨脹因素，人均收入基本沒有太大變化。
還有一些國家收入水平雖然在提高，但始終難以縮小與高收入國家的鴻溝，如馬來西亞1980年人均國內生產總值為1812美元，到2014年僅達到10804美元。
阿根廷則在1964年時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就超過1000美元，在上世紀90年代末上升到了8000多美元，但2002年又下降到2000多美元，而後又回升到2014年的12873美元。
"中等收入陷阱"問題不可迴避，我們應採取措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5. 關於林毅夫的資料
林毅夫：男，現任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導師。
林毅夫生於1952年10月，籍貫為台灣省宜蘭縣；1971年，台灣大學農業工程系肄業；1978年，台灣政治大學企業管理研究所碩士；1982年，北京大學經濟系政治經濟學專業碩士；1986年，美國芝加哥大學經濟系博士；1987年，美國耶魯大學經濟發展中心博士後；1987-1990年任國務院農村發展研究中心發展研究所副所長；1990-1993年任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農村部副部長；1994年至今任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主任。
林毅夫的主要榮譽有1992年發表於《美國經濟評論》「中國的農村改革及農業增長」一文被美國科學信息研究所評為1980至1998年內發表於國際經濟學界刊物上被同行引用次數最高的論文之一，獲頒經典引文獎；美國國際糧食和農業政策研究中心1993年政策論文獎（每年一位）；《制度、技術和中國農業發展》獲1993年孫冶方獎（國內經濟學最高獎）；1993年起享受國務院有特殊成就的專家津貼；《中國的奇跡》獲1996年北京市第四屆哲學、社會科學著作一等獎；《中國農業科研優先序》獲1996年北京大學第五屆科研著作一 等獎；澳大利亞農業和資源經濟學會1997年約翰.克勞夫爵士獎(每兩年從各國農業經濟學家中選出一位給獎)。國際小麥和玉米研究所（綠色革命發源地）1998年度傑出經濟學家講座；《充分信息與國有企業改革》獲1998年北京市第五屆哲學、社會科學著作二等獎；1998-1999年，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跨世紀優秀人才；1999年，國家人事部中青年有突出貢獻專家；2000年，《再論制度、技術與中國農業發展》獲北京大學第七屆科研著作獎一等獎；「技術變遷與收入在農戶間的分配：理論和來自中國的證據」獲《澳大利亞農業與資源經濟學雜志》1999年度最佳論文獎；其個人小傳被收入《世界名人錄》、《世界科學和工程名人錄》、《國際名人辭典》、《國際年度名人》等。
林毅夫的主要研究領域是發展經濟學、農業經濟學、制度經濟學，主要作品有《制度、技術和中國農業發展》、《中國的奇跡：發展戰略與經濟改革》、《中國農業科研優先序》、《充分信息與國有企業改革》、《中國的奇跡：發展戰略與經濟改革》、《再論制度、技術與中國農業發展》等。
6. 林毅夫：我為什麼不支持資本賬戶開放求解
林毅夫在這場關於資本賬戶開放的辯論中，我是一個旁觀者，也是一個啦啦隊員，而不是運動員。資本賬戶開放是我國現代化進程中必須逾越的一個門檻，也可能是一個很難逾越的門檻。從其他發展中國家的經驗來看，如果這個門檻逾越不好，很可能使原本發展很好的經濟突然發生崩潰性危機。基於此，我非常關心國內學界對這個問題的爭論。我要恭喜在這場辯論中正反兩方對這個問題的深入研究，以及講道理、擺事實的客觀、理性的爭論。對重大問題在國內非常需要有這么理性的討論。作為啦啦隊員聽正反兩方隔空辯論時，我為幾篇文章和論點叫好，後來發現我拍手叫好的是反方，包括余永定、張明、張斌（微博）、魏尚進的文章。我就談在做啦啦隊員時，為何我只為反方論點拍手叫好。資本賬戶開放不是高增長的必要因素我這幾年研究的是發展經濟學，從世界銀行回來以後，我力推作為發展經濟學的第三波思潮的新結構經濟學。從發展經濟學的角度來看，一個國家長期的經濟增長必然是技術不斷創新、產業不斷升級、基礎設施和制度安排不斷完善的結構轉型和變遷的過程，這些要靠投資，投資需要資本。從理論上看，發達國家的資本相對豐富，回報率相對於發展中國家低，流動到發展中國家支持技術創新、產業升級、基礎設施完善，對發展中國家應該是有利的，對發達國家而言資本的回報率會較高，所以也是好的。這樣的自由流動應該是雙贏的，受歡迎的。不過諾獎獲得者盧卡斯根據觀察發現，二次世界大戰以來，實際是資本稀缺的發展中國家的資本流動到資本豐富的發達國家，而非相反，這就是著名的盧卡斯謎題。在技術創新、產業升級中，發展中國家有後發優勢，經濟發展應該比發達國家快。從經驗實證來看，根據諾獎獲得者麥克·斯賓塞所領導的增長委員會的研究，從二次世界大戰到現在，僅有13個經濟體發展比較好，取得了每年7%及以上、持續了25年甚至更長時間的經濟增長。世界上絕大多數發展中國家都長期陷於低收入陷阱或中等收入陷阱。根據增長委員會的研究，這13個表現卓越的經濟體有五個共同特徵。其中的一個是高儲蓄率和高投資率，實際上這13個經濟體在快速發展時，由於自身儲蓄率非常高，高投資的資本主要來自於國內的積累。最明顯的就是亞洲的日本、韓國、台灣地區，不但管制資本的短期流動受管制，而且，外債和外資都不歡迎。也就是說，一個發展中國家即使資本相對短缺，自己也能夠積累足夠的資本來推動經濟的快速發展，從低收入進入中等收入，最後成為高收入經濟體。這個可能的前提是什麼？對此，在新結構經濟學中我給予了解釋，那就是在每一個時點上按照要素稟賦結構所決定的比較優勢來發展經濟，這樣所形成的產業就會有競爭優勢，佔有國際國內最大的市場，享有最高的利潤和最多的剩餘，而且，投資回報率會最高。剩餘多了，可積累的資金就多，投資回報率高，積累的意願就高，資本積累就快，可以支撐的投資項目就多，技術創新、產業升級、基礎設施完善和經濟發展的速度也會加快。權衡資本開放的利與弊從上述新結構經濟學的分析看，一個發展中國家要不要開放資本賬戶？資本賬戶開放包含三個主要領域：一個是外國直接投資；另一個是國內銀行跟國外銀行的借貸或者是國內企業直接到國際上舉債；第三是短期以證券投資為主的資本流動。從這三大類來看，外國直接投資直接投資於實體經濟，對資本的積累、技術的創新、產業的升級有直接貢獻，可以直接推動結構變遷、提高生產力水平、促進經濟增長。不存在通過借短債進行長期投資的期限錯配（term mismatch），或還債時本國貨幣和外國貨幣的錯配（currency mismatch）問題。而且，外國直接投資還會帶進技術、管理、國外市場等諸多有利於經濟發展的益處。因此，從新結構經濟學的角度來看，如果沒有國防安全或是民族主義情緒的考慮，在資本賬戶開放中，外國直接投資利遠大於弊。從實證經驗看，新加坡是利用外國直接投資比重最高的國家之一，經濟發展非常好。另外，改革開放以後，我國是吸引外國直接投資最多的發展中國家，外資對我國外向經濟發展的貢獻也很大。允許金融機構或企業到國外舉債回到國內來使用，按照比較優勢進行投資，似乎對實體經濟的發展有幫助。但是，經濟有周期波動，即使投資於出口導向的實體經濟，出現短期波動時收益會減少，用外幣還本付息就會有困難。韓國在東亞金融危機時面臨的是這個問題，在泰國、印尼等國爆發金融危機後，外需減少，經濟下滑，韓國也無法避免危機的爆發。2008年全球金融經濟危機爆發時韓國又差點遭遇同樣的命運，後來靠跟美國簽訂貨幣互換而避免了危機。而且，國家也很難保證本國銀行或企業會將國外借貸用於國內具有比較優勢的產業，它們有時會投資於趕超型產業，投機性房地產、股票市場，或用於支持消費信貸的擴張。假如國內生產力水平和出口競爭力的提高有限，到了需要還本付息時就會出現期限錯配、貨幣錯配等一系列問題而爆發危機。亞洲金融危機前的泰國，以及2008年全球金融經濟危機中受到重創的南歐和東歐國家就是典型的例子。所以，允許銀行或企業向國外舉債，雖然能帶來投資和消費的增加，經濟出現短暫的繁榮，但通常以危機的爆發收場。考慮到結構的問題，允許金融機構或者企業到國外舉債總的來講弊大於利。短期的資本由於期限考慮，一般是進入到流動性較強及有投機性質的股票市場和房地產市場。由於不投入實體經濟，對生產力水平的提高沒有太大幫助，而且，容易導致股市和房市泡沫。如果有大量資金流入，也會帶來真實匯率的升值。這種升值通過兩種途徑實現：在匯率沒有管制、自由浮動匯率下，名義匯率上升，導致真實利率上升；匯率有管制下，大量資金流入兌換為本幣，外匯增加的同時貨幣增發，通脹率上升，導致真實匯率上升。真實匯率上升，出口競爭力就下降，經濟放緩，這些短期投機性的資本就會以股市、房市存在泡沫難以支撐而開始唱空該國，導致大量資金流出。所以，這種短期資金流動除了帶來短期的虛假繁榮外，對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弊大利少。資本賬戶開放導致經濟波動更頻繁在布雷頓森林體系沒有崩潰之前，實際上包括美歐日等所有國家，都實行資本賬戶管制。因為在布雷頓森林體系下，美元跟黃金掛鉤，其他國家的貨幣發行以美元為儲備。在這種狀況下，一個國家如果允許資本輸出，不管是以前面三種方式中的任何一種來進行，可以發行的貨幣都會減少，就會有通貨緊縮的壓力，經濟增速會下降，失業率會上升。所以，大部分的國家不願意資本流出，資本賬戶也就不能開放。為什麼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以後，資本賬戶開放變成以美國為首的發達國家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倡導的主要論調？因為，美國作為儲備貨幣的主要發行國，是其他國家資本賬戶開放的主要獲益者。過去，雖然資本外流也許會帶來資本投資收益的提高，對資本的所有者或許有利，但會給這個國家帶來通貨緊縮的壓力，所以，政府作為宏觀經濟的管理者對資本的外流要進行控制。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以後，美聯儲採取的是盯住通貨膨脹率的政策，也就是當有資本外流時，貨幣發行不必跟黃金掛鉤，美聯儲可以增發貨幣，維持經濟穩定，避免通貨緊縮的出現，所以，美國就放鬆了對貨幣資本外流的控制。在那種狀況之下，華爾街是資本賬戶開放的最積極推動者。因為，投資銀行家可以大量到國際上套利，華爾街的投行家還推動發達國家的金融自由化，降低管制，允許高桿杠的運作，也就是提高金融機構自己創造貨幣的能力，使金融機構能夠增加套利的資金和利潤。結果上世紀70年代以後，美國擴張最快，而且利潤最多的就是華爾街，在危機爆發前的2007年，華爾街那幾家投行賺到的利潤是美國整個經濟總利潤的40%。以我當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的經驗，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其他國際發展機構是按美國財政部定的曲調來唱歌的，所以，上世紀七十年代後也就從資本賬戶管制的倡導變為對資本賬戶開放的推動。在美國學界提出的資本賬戶開放有利於發展中國家資本配置和經濟發展的理論中，一般資本是同質的，沒有金融資本和實體資本的區分。在那樣的理論模型中不會有貨幣錯配、期限錯配的問題，也沒有儲備貨幣發行國可以用貨幣虛擬資本去換取非儲備貨幣國真實產品和服務的利益不對稱問題，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也沒有產業結構和技術結構的差異，所不同的只是資本稟賦的差異。資本賬戶開放在這樣的理論模型中對資本短缺的發展中國家只有好處，而不會有壞處。有了這些理論，華爾街和國際金融機構在發展中國家推動資本賬戶開放的問題上就變得理直氣壯。為什麼有些發展中國家也跟著附和？除了有理論認識的偏頗之外，還有一些可以直接借錢回到國內來套利的金融機構的積極推動。比如亞洲金融危機之前泰國的金融機構，它們或以很低的利息在國外大量借貸，再以高利率到國內轉貸；或者以較國內低的利率在國外借錢，到國內投資，短期擴張比較快；或賺取高額傭金，幫助國內企業到國外發行股票或債券，幫助國外的基金到國內來進行股市和房市投資。但是，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資本賬戶開放以後的結果怎麼樣？發達國家金融機構利潤不斷膨脹，由於有貨幣政策的主動性，以及作為儲備貨幣國不會有貨幣錯配和期限錯配的問題，經濟出現了所謂的大緩和（great moderation）。後來由於金融自由化、及因互聯網泡沫破滅後過度採取擴張性的貨幣政策造成房地產泡沫，導致家庭的過度消費和國際收支不平衡，之後就爆發了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但是，即使在這場危機中，由於美國是主要儲備貨幣國，不會有貨幣危機和期限錯配的危機，靠擴張性的貨幣政策而在發達國家中受損最小。可是對那些資本賬戶沒有管制的發展中國家又怎樣呢？如果他們的匯率完全自由浮動，在資金大進大出下，經濟的波動會加大，拉丁美洲國家就是這種情形；如果有匯率管制，當有大量資金流入時，國內的外匯儲備和貨幣發行都會增加，經濟會繁榮，當資金大量流出，為了穩定匯率，就要動用外匯儲備，外匯用光時就爆發危機，那就是亞洲金融危機的情形。所以總的來講，從上世紀70年代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後，華爾街、美國金融學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倡導資本賬戶開放後，實際上導致的結果是發展中國家經濟波動更為頻繁，危機發生更多。支持資本賬戶開放的理由不成立在這種狀況之下，我們要不要討論資本賬戶開放？作為學者，我先要討論資本賬戶開放對發展中國家是有利還是不利？不同的資本賬戶開放中，誰是主要受益者？誰是主要推動者？如果發展中國家三種類型的資本賬戶都不開放，只要經濟發展軌跡是正確的，自身的資本積累就足夠支撐在技術創新、產業升級和基礎設施投資上的需要。尤其是跨境借貸和短期的資本流動弊遠大於利，應該嚴格控制而不要開放，要開放的頂多也只是外國直接投資。那些從低收入變成中等收入、高收入的少數幾個經濟體，在變成高收入之前，資本賬戶都沒開放。其次，我不同意所謂「條件比我們差的國家都開放了，我們有何理由不開放？」那些國家是開放了，但經濟發展得不如我們好，為什麼我們也要開放？我同意盛司長所強調的我們不能照搬現成的理論，如他所言，著名的「蒙代爾三角理論」確實是在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前提出的，在現在可能不完全適用。但是，美國金融學界提出的新理論缺乏結構的概念，對發展中國家也同樣不適用，作為發展中國家的學者不應該照搬發達國家的理論，我們應該研究所面對的問題，提出適合自身發展階段的理論，這樣才不會跟著別人的音樂跳舞。但是，對於資本賬戶開放的問題，央行處於相當尷尬的地位。美國是國際游戲規則的制定者，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跟著美國的論調唱和；美元又是主要儲備貨幣，而且美國有巨大的國際資本流動，如果中國不開放資本賬戶，人民銀行首當其沖。學術界和政策界普遍接受的理論是資本賬戶開放有利於資本配置，我們在面對美國政府和國際基金組織的壓力時，理不直則氣不壯，人民銀行是承受這種壓力的第一線。其次，有那麼多的短期投機性資本到處流竄，無孔不入，給宏觀經濟管理增加了許多困難，尤其是人民幣匯率不是完全自由浮動，維護貨幣政策自主權很艱難。所以我可以體會為什麼央行會採取傾向於資本賬戶開放的態度。但是盛松成司長用來支持資本賬戶開放的幾個理由，大概都不成立。第一個理由是，其他發展中國家在開放的時候准備的程度比我們還低。這不是理由。我們應該問的是，這些國家開放以後的結果怎麼樣？我們准備的程度高，就能夠避免危機嗎？這是需要仔細研究的。我不敢說一定會出現危機，但是不能簡單得出以上結論。而且，從韓國和其他新興經濟體的經驗來看，我覺得我國資本賬戶開放後發生危機的可能性還很大。首先，我們推行的是雙軌制改革，有很多扭曲沒有消除，還存在不少結構性問題。其次，跟發展階段也有關系。即使我們變成全世界最大經濟體，我們的人均收入水平也只有美國的四分之一。新結構經濟學對此作了不少研究，認為國家金融結構的深化跟發展水平相關，發達國家那種以股票市場、風險投資、直接融資為主的金融結構並不完全適合於發展中國家。發展中國家本身在金融結構上就是扭曲的，既然金融深化的程度不可能像發達國家那麼高，如果採用那樣的結構，大量資金流進、流出會給經濟造成過度的波動，發生危機的可能性會相當高。當然，這是有待進一步深入研究，然而，比較我國和俄羅斯以及東歐轉型國家的情形，答案應該是很明顯的。另外，時機上更是不合適。因為在未來五年、十年，發達國家可能會陷入像日本那樣的迷失的十年、二十年，經濟發展非常疲軟、失業率非常高、政府債務的積累非常快。美國現在的失業率似乎有所改善，但那是統計失業率。因為美國勞動力失業後只要一個月不積極找工作，就被統計為退出勞動力市場，不計入失業統計，所以如果把處於就業年齡但退出勞動力市場的人加進去，失業率還是很高的。政府債台高築，為了減輕政府舉新債還舊債的成本，發達國家一定會採用非常寬松的貨幣政策。在這種狀況下，如果其他國家資本賬戶開放，尤其像中國這樣即將成為世界最大經濟體的國家資本賬戶不設防的話，短期流動資本就很快進入，大進的結果必然是大出，經濟就會出現大的波動，甚至是危機的爆發。最後，是不是可以先開放，不行再收回來？實際的情形是開放以後再想收回來，國內國外的既得利益者會群起而反對。泰國面臨的情況就是這樣，當政府想加強管制時，國內、國外馬上群起而攻之，政府只好放棄，結果只能在危機爆發後進行改正。所以，資本賬戶的開放通常是一江春水向東流，只要開放就很難收回來。所以，作為學者，不能把資本賬戶開放作為研究的前提，那樣等於接受了現有的、發達國家提出來的、為了發達國家且主要是華爾街利益的理論。所以，我們要自己提出理論，把資本賬戶各項內容是否開放的利弊以及受益方和受害方研究清楚，這樣，當面對國內既得利益集團的壓力，或在國際談判桌上面對國際機構和發達國家的壓力時，我們才能理直氣壯地說明哪些賬戶可以開放、哪些賬戶不能開放。（作者系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教授、世界銀行前首席經濟學家。
7. 誰能給我介紹一下世界銀行副行長林毅夫的詳細資料，謝謝
林毅夫，男，於1952年10月15日出生於台灣宜蘭縣，籍貫：福建省漳州市。原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導師。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七、八、九、十屆政協全國委員會委員、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中華全國工商業聯合會副主席，並於2005年獲選第三世界科學院院士。現任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兼負責發展經濟學的高級副行長。 學歷：台灣大學農業工程系肄業，1971；台灣政治大學企業管理研究所碩士，1978；北京大學經濟系政治經濟學專業碩士，1982；美國芝加哥大學經濟系博士，1986；美國耶魯大學經濟發展中心博士後。 工作簡歷：1987-1990年任國務院農村發展研究中心發展研究所副所長，1990-1993年，任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農村部副部長，1994年2008年，任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主任。 研究領域：發展經濟學、農業經濟學、制度經濟學。 2008年2月4日，世界銀行行長羅伯特·佐利克（Robert Zoellick）正式任命北京大學經濟學教授林毅夫為世行首席經濟學家兼負責發展經濟學的高級副行長。世行的首席經濟學家在擬定研究計劃及發展方向上扮演相當重要的決策角色，林毅夫出任世銀首席經濟學家將更進一步轉變世銀與中國的關系。林毅夫是首位在世界銀行或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獲得如此高職位的中國人。 妻子：陳雲英，是一位特殊教育專家。
8. 林毅夫的人物榮譽
「自生能力、經濟發展與轉型：理論與實踐」, 第五屆吳玉章人文社會科學優秀獎,2007年10月
北京大學首屆蔡元培獎,2006年；「自生能力、經濟發展與轉型：理論與實踐」榮獲教育部第四屆中國高校人文社會科學研究優秀成果獎一等獎，2006年；
「自生能力、經濟發展與轉型：理論與實踐」榮獲北京大學第十屆人文社會科學研究優秀成果獎一等獎，2006年；
北京市第二屆高等學校教學名師獎，2006年9月
首屆張培剛發展經濟學研究基金會優秀成果獎，2006年4月
全國勞動模範先進工作者，2005年；
《Development Strategy, Viability, and Economic Convergence》榮獲北京市第八屆哲學社會科學優秀成果二等獎，2004年；
《再論制度、技術與中國農業發展》榮獲教育部第三屆中國高校人文社會科學優秀成果一等獎,2002年；
《中國的財政分權與經濟增長》榮獲北京大學第八屆人文社會科學優秀成果一等獎，2002年；
威廉.戴維森客座教授，威廉.戴維森學院，密西根大學，2002年；
《中國的財政分權與經濟增長》獲第五屆北京大學學報優秀論文獎，2001年；
《再論制度、技術與中國農業發展》中第四章「價格雙軌制與供給反應：理論與來自中國農業的經驗證據」榮獲第九屆孫冶方經濟科學論文獎，2001年；
首場講座，芝加哥大學經濟系迪.蓋爾約翰遜年度講座系列，2001年5月；
「為四化建設和祖國統一大業作出突出貢獻先進台胞」榮譽稱號，2001年；
1992年發表於《美國經濟評論》「中國的農村改革及農業增長」一文被美國科學信息研究所ISI（Institute for Scientific Information）評為1980至1998年內發表於國經濟學界刊物上被同行引用次數最高的論文之一，獲頒經典引文獎，2000年；
《再論制度、技術與中國農業發展》獲北京大學第七屆科研著作獎一等獎，2000年；
《技術變遷與收入在農戶間的分配：理論和來自中國的證據》獲《澳大利亞農業與資源經濟學雜志》1999年度最佳論文獎；
國家人事部中青年有突出貢獻專家，1999年；
世界經濟論壇，傑出學者（Fellow）,1999年;美國杜克大學亞洲太平洋研究院尼克拉斯傑出演講系列，主講人，1999年；
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跨世紀優秀人才，1998年；
國際小麥和玉米研究所（綠色革命發源地）1998年年度傑出經濟學家講座；1998年；
《充分信息與國有企業改革》獲1998年北京市第5屆哲學、社會科學科研著作二等獎；
澳大利亞農業與資源經濟學會1997年約翰·克勞夫爵士獎（每兩年從各國農業經濟學家中選出一位獲獎）；
《中國的奇跡：發展戰略與經濟改革》獲1996年北京市第四屆哲學社會科學獎科研著作獎一等獎；
《中國農業科研優先序》獲1996年北京大學第五屆科研著作獎一等獎；
「中國的農村改革及農業增長」，美國明尼蘇達大學國際糧食與農業政策研究中心1993年度最佳政策論文獎（每年一位）；
《制度、技術與中國農業發展》獲1992年度孫冶方經濟科學獎；
中國經濟學會，傑出會員（Fellow）,1993;
香港中文大學林大衛經濟學家獎，1993；
1993年起享受國務院有特殊貢獻專家津貼；
個人小傳被收入《世界名人錄》、《世界科學與工程名人錄》、《國際名人辭典》、《國際年度名人》等書。享譽國際的學術大家
國際著名出版發行公司「General Books LLC」於2010年5月編輯出版了《中國學者傳記》。漢學家錢德明、民族學家黃現璠、經濟學家張風波、國學家余英時、科學家路甬祥、《淮南子》作者劉安、經濟學家林毅夫等一批為世界學術研究作出卓越貢獻的享譽國際的學術大家被精選入書。
2014年，林毅夫入圍2014年度華人經濟領袖。
2015年10月26日，中國經濟理論界的最高獎——中國經濟理論創新獎揭曉：以林毅夫研究組、張軍、樊綱為主要貢獻人的過渡經濟學理論，高票獲得第七屆中國經濟理論創新獎。
9. 林毅夫：我為什麼不支持資本賬戶開放 （全文）
資本賬戶開放是我國現代化進程中必須逾越的一個門檻，也可能是一個很難逾越的門檻。從其他發展中國家的經驗來看，如果這個門檻逾越不好，很可能使原本發展很好的經濟突然發生崩潰性危機。基於此，我非常關心國內學界對這個問題的爭論。我要恭喜在這場辯論中正反兩方對這個問題的深入研究，以及講道理、擺事實的客觀、理性的爭論。對重大問題在國內非常需要有這么理性的討論。作為啦啦隊員聽正反兩方隔空辯論時，我對幾篇文章和論點拍手叫好，後來發現我拍手叫好的都是反方，包括余永定、張明、張濤的文章。我就談談在做啦啦隊員時，為何我只為反方的論點拍手叫好。增長因素並非資本賬戶開放我這幾年研究的是發展經濟學，從世界銀行回來以後，我力推作為發展經濟學的第三波思潮的新結構經濟學。從發展經濟學的角度來看，一個國家長期的經濟增長必然是技術不斷創新、產業不斷升級、基礎設施和制度安排不斷完善的結構轉型和變遷的過程，這些要靠投資，投資需要資本。從理論上看，發達國家的資本相對豐富，回報率相對於發展中國家低，流動到發展中國家支持技術創新、產業升級、基礎設施完善，對發展中國家應該是有利的，對發達國家而言資本的回報率會較高，所以也是好的。這樣的自由流動應該是雙贏的，受歡迎的。不過諾獎獲得者盧卡斯根據觀察發現，二次世界大戰以來，實際是資本稀缺的發展中國家的資本流動到資本豐富的發達國家，而非相反，這就是著名的盧卡斯謎題。在技術創新、產業升級中，發展中國家有後發優勢，經濟發展應該比發達國家快。從經驗實證來看，根據諾獎獲得者麥克